调整能源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努力开发国内能源；加强能源的国际合作；以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能源；加强我国的能源安全保障与应急能力的建设。
今后20年，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仍将处在高增长期，能源供需矛盾一天比一天突出，能源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从能源消费需求层面上看，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消费模式发生较大变化，能源消费将持续增长较长时期。首先，工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大。在我国目前的能源消耗中，工业消耗的能源占70％。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课题组的测算，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且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到2005年，只有2个市发展到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有10个省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13个省、市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西藏自治区则处于前工业化阶段。我国要在2018年前后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只有到那时候，能源消费需求才有可能放缓。在此之前，由于重工业发展比重大，高耗能产业的大量存在，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一些消耗能源高的中小企业数量还很难减少下来，节能技术的利用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工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还将很大。其次，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消费模式发生较大变化，我国的生活用能也将日益增长。
总体上看，今后20年，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仍将处在高增长期。2006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4．6亿吨标准煤。根据测算，如果2007年至2010年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值不低于0．7，2010年至202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值不低于0．5，那么,201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29亿吨标准煤，2020年将达到38亿吨标准煤。但从目前情况看，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还没有降下来，仍保持在1．0左右。因此，如果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需求将超过50亿吨标准煤，而这是很难满足的。
从能源供给层面上看，无论在资源采储量、环境承受等各方面，我国能源发展都将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
1.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较严重的资源约束问题。截至2005年底，我国人均的探明能源可采储量：煤炭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62％，石油约为6．6％，天然气约为6．4％。据有关方面预测，按目前探明储量和资源开采利用能力，世界平均资源可用年限，煤炭约230年、石油约45年、天然气约61年，而我国上述资源可开采年限分别只有80年、l5年和30年。今后，如果不加快资源勘探、有效提升资源采收率和利用率，我国很快将面临更为严重的能源资源危机。
2.国内石油资源供应严重不足，对外依存度高。我国自从1993年由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进口石油在全国石油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上升。2006年，我国石油进口量高达1．69亿吨，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进口石油已占石油消费总量的40％。我国要实现21世纪头2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每年的石油消费量必须从2．3亿吨提高到4．5亿～6．1亿吨。然而，由于资源禀赋的制约，预计到2020年国内石油生产最多只能达到1．8亿～2亿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石油将主要依赖国际市场供应，进口依存度将上升为56％~70％。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石油市场进入了一个脆弱的时期，油价长期居高不下，我国的国际石油供应安全面临着更突出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当前国际石油供应的风险并不是资源的匮乏。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的数据，石油工业化开采以来的100多年中，人类总共只开采了1600亿吨石油，至少还有80％的石油资源没有开采。“石油枯竭论”是站不住脚的。资源既然充足，油价为何会居高不下?从根本上看，当前的国际高油价是由两个基本原因引发的。一是石油剩余生产能力的显著下降，从1983年的每日l400万桶下降到目前的大约每日300多万桶。二是主要产油区和运输通道地区焦灼的事态的存在加剧了人们对发生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引起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这两个基本因素相互作用，造成国际石油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同时为国际石油市场的炒作创造了条件，使油价在高位波动。
3.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过度依赖煤炭(目前约占70％)且将持续较长时期，环境承载压力大。由于大量不合理开采利用煤炭和发展高耗能产业(煤炭大多未经洗选直接燃烧)，我国环境污染、水污染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
4.在节能降耗和减排环保的新形势下，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亟待提高。与国际领先水平比较，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节约能源的潜力还很大。在能源开采上，由于我国的小煤窑遍地开花，实行破坏性开采，不仅回采率低(仅10％~15％)，而且严重破坏大矿资源。目前，我国煤炭综合回采率平均只有30％左右，远低于国际60％~80％的先进水平。
在单位产值的能耗上，2000年按现行汇率计算的每百万美元GDP能耗，我国为l274吨标准煤，比世界中等水准高2．4倍，比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高2．5倍、4．9倍、8．7倍和0．43倍。
在单位产品的能耗上，2005年，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行业基本的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领先水平高39％。
在主要耗能设备能源效率的国际比较上。2005年，我国燃煤工业锅炉平均运行效率60％左右，比国际领先水平低15％~20％；中小电动机平均效率87％，风机、水泵平均设计效率75％，均比国际领先水平低5％，系统运行效率低近15％~20％；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水平比欧洲低25％，比日本低20％，比美国整体水平低10％；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7．6升，比国际领先水平高1倍以上；内河运输船舶油耗比国外领先水平高10％～20％。
在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的国际比较上，目前，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天气特征情况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专家分析，我国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全方面执行节能50％的标准是现实可行的；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在达到了节能50％的目标以后仍有相当大的节能潜力。
在包括能源生产、加工转换和终端利用的系统能源效率的国际比较上，我国比国际领先水平低10％。例如，火电机组的平均效率为33．8％，比国际领先水平低6％～7％。能源利用中间环节(加工、转换和贮运)损失量大，浪费严重，因此导致在同等物质消耗水平下，我国的整体生产效率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比国际领先水平低12％~15％。根据理论分析和测算，按单位产品能耗和终端用能设备能耗同国际领先水平比较，目前我国的节能潜力约为6亿吨标准煤。
目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按目前不完全的统计口径，2004年，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分别占75．6％和67．7％，石油分别占13．5％和22．7％，天然气分别占3．0％和2．6％，水电分别占7．9％和7．0％。而核能及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还微乎其微。
核能是比较清洁可控的现代能源，也是近期比较经济合理的替代能源，随技术进步，其安全性也已经很有保障。从国际上看，法国等发达国家在核能开发利用上做得很好，值得借鉴。法国也是传统能源资源短缺国家，通过从战略高度发展核能，法国的能源自给率已从27％提高到50％，有效地减少了石油进口依赖，目前，核电已占法国发电装机容量的75％，占发电量的85％。我国核能利用起步不晚，但由于技术路线决策迟缓、投资体制制约等种种原因发展并不快，目前商业化运营的核电装机容量仅500万～600万千瓦，在能源供给中只占1％～2％，比先进国家落后约20年，我国的核能发展还有很大潜力。
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型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是目前世界上发展快速的新兴能源。尽管目前由于技术和成本等因素制约，它们还没形成大范围、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但其前景却不可限量。根据权威国际能源组织预计，由于资源储量限制，世界可用化石类传统能源将在2020～2040年间达到生产峰值，并可能在四五十年内消耗殆尽，因此其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而以太阳能发电、风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比重将迅速上升。到2050年，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比重将超过50％，到2100年将超过85％。正因如此，发达国家都把开发利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作为占领未来能源制高点的战略举措来抓，争取在清洁、可再生、经济的未来能源格局中掌握主动权。从全球范围看，太阳能光伏发电呈急剧加速发展之势，近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53％，而且主要(50％以上)是并网发电，进军主流市场。据欧洲光伏工业协会预测，光伏发电2020年将占全球总发电量的1％，2040年将迅速上升到21％。风能的情况也很类似，1996~2004年，世界风能年均增长30％，风能发电已占世界总发电量的0．5％，2020年将达12％以上。
在我国，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也得到一定的开发利用，据估计目前总体上大约有3亿吨标准煤的规模(包括未纳入统计的农村农户自用能源)。然而，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对发展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战略定位不够高，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其发展基本上处于自发、分散、小规模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商业化规模应用。今后，应加大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开发利用力度。
随着我们国家现代化事业的进展，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一直上升，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是解决我国能源短缺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我们虽然起步晚，但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朗、非洲一些国家的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后，我国参与国际能源间的合作应进一步加强。
一是以产业体系优化作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优化产业体系，一方面要协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发展服务业；另一方面要以提高工业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为重点做好节能工作。同时，财政、金融政策要实行有区别的“从紧”，控制高耗能行业的过快发展，鼓励低能耗高的附加价值产业的发展。
二是协调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拉动作用，减缓能源需求的增长。近几年来，我国投资提高和出口增长较快，资本形成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1．7％增至2006年的40．7％；最终消费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63．8％降到2006年的38．9％，经济稳步的增长更多地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其不仅造成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不稳定的隐患和国际贸易摩擦加大，而且增加了我国能源需求的压力。因此，今后要把经济发展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上，进一步改善初期分配和再分配，增加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三是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我国适度经济稳步的增长率在7％～9％之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划一般也不超过8％，但实际上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因此，要综合运用金融、财政、税收、汇率等手段继续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防止经济“过热”，减缓能源消费增长过快的势头。
四是把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根本途径。为此：(1)加强能源领域的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探讨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研究，使我国在节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技术突破；(2)以企业为中心，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3)运用多种鼓励手段，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换；(4)加快科技体制创新，为科学技术人才成长、鼓励科学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创造良好的法律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
五要完善能源价格体系，充分的发挥价格、税收的调节作用。合理的能源价格不仅要反应能源商品的供需关系，而且要合理地体现资源的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以及能源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因资源的稀缺性而形成的效益收入应属于国家所有，而不应归生产者所有，以避免能源生产部门由于利润过高失去节能降耗的动力；对于能源消费多的消费者也要征收过度消费税，以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当前，要抓紧成品油与电煤价格的改革与完善，适度提高资源税，寻找能源生产与消费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办法与途径，理顺能源工业内部的关系，全力发展新能源，促进能源工业的协调发展和各种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
目前，在我国的能源最终消费结构中，煤、电、油的比重分别各占39％、35％和22％左右。随国民经济发展发展和百姓日常生活对能源的依赖度加深，能源短缺和供应中断的风险损失也慢慢变得大。然而，在我国能源安全与应急能力的建设中，目前只考虑了应对外部风险(石油供应)，而对我国能源供需关系影响更大的煤炭安全、电力安全还缺乏战略性的措施与制度安排。为此建议：一要确立合理的石油储备量。石油战略储备量要依照国家经济实力、也许会出现的风险损失和储备成本来确定。随着风险预期的变化，我国石油战略储备应有一定的弹性。二要规定电煤的战略储备天数。我国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煤炭供应的稳定与否不仅影响能源供需的基本关系，而且直接影响到电力供应。我国煤炭基本上能轻松实现自足，煤炭战略储备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国家储备基地，只需要求电厂的煤炭储备不能低于法律规定的天数，在用电高峰期间和运输比较紧张期间，电厂煤炭储备一般15天为宜。而在用电和运输淡季，电厂的战略煤炭储备可为10天。三是能源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设要充分的发挥我国的基本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时，我国应充分的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集中调度人力、物力、财力消除和解决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损害。与此同时，要充分的利用市场机制灵敏反应市场供需关系变化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通过对市场行情报价、建设投资等市场信息采集，及早发现风险的隐患，降低能源安全的成本。从市场的角度看，安全就是市场供应具有弹性。对于我国来说，增强市场弹性，要逐步放开能源市场准入，充分的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建立企业进入与退出机制，强化市场之间的竞争，为能源安全预警及时提供有效的市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