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可靠性和可承性较差，未来需从消除天然气溢价、增强保供能力、深挖国内资源潜力方面入手改善。
目前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一次能源消费国，且我国化石能源消费中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量连年增长，其中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国际上所谓的50%的“安全警戒线”，天然气消费对外依存度也超过了40%，关于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讨论也慢慢变得多。
笔者认为，对于能源消费国而言，对外依存度并不是能源安全的唯一标准，甚至并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能源供应是否安全的指标，而是应该跳出能源供需关系的局限，从更大的层面来考虑，只要所需的能源是能够稳定获取且是国内消费市场可承受的，同时符合自身及全球的发展的新趋势，那么这一个国家的能源供应就是安全的。
对于能源安全，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方面出发给出不同的标准。早期的研究者认为能源进口依存度是衡量消费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标准，当一个国家所需的能源有一半以上需要进口时，这一个国家就将面临能源安全问题，即所谓的50%警戒线;但随着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同的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密，能源网络也更为复杂，人类对于能源安全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国际能源署(IEA)认为能源安全是避免市场异常波动的能力，其所说的异常波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政治或经济因素导致能源市场供应与需求量开始上涨关系失衡而出现的长期风险。二是技术、突发事件、垄断等导致的短中期风险。美国学者丹尼尔耶金对能源安全的界定被广为接受，他认为能源安全是指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但作者觉得这一观点尚不全面，对于一个能源消费国而言，其所使用的能源需要满足以下四方面的要求才能称之为是安全的，即可获取性、可靠性、可承受性和可持续性。
可获取性即消费所需的能源是能够最终靠一定手段获得的，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能源的可获取性并不强调自给率，没有所谓的进口警戒线标准，只要能确保在任意时间内都能获得消费所需的能源，无论是通过发挥自身潜力还是扩大进口都可以认为具备了可获取性要求。但具备可获取性只是表明国家的能源供应处于“安全状态”，并不能表明其具备 “安全能力”，而后者需要有可靠性来保障。可靠性是指能源消费国能持续安全地从产地获取能源，强调应对有几率发生的不正常的情况和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稳定的能力，包括产地和运输路径两个方面。可承受性是能源安全的关键，因为能源安全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国内的能源消费，如果消费国自己生产或进口的能源成本超出国内消费者的承受水平，无论多么易获取和可靠的能源都不能称之为是安全的。最后，能源安全还一定要考虑其可持续性，要求其所使用的能源符合自身及全球发展的新趋势，不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构成重大威胁。只有当一个国家的能源消费同时达到以上四方面的要求时，才能认为其能源供应是安全的。
从可获取性、可靠性、可承受性和可持续性四方面来看，我国的能源安全形势似乎并没有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严重。可获取性方面，我国的煤炭和非化石资源都很丰富，而且具备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规模开发利用的能力，然而影响能源可获取性的因素是油气资源。一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技术进步改变了人们对油气资源稀缺性的认识，油气资源总体丰富，完全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我国同样不必为是否有足够的油气资源满足国内需求而担心;另一方面，从油气进口源来看，我国几乎与全球所有资源国都有油气贸易关系，建立了覆盖面广的油气贸易网络。可持续性方面，尽管目前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仍较高，但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而且随着能源清洁化转型的持续推进，我国的煤炭产销高峰已逝去，低碳化和清洁化是我国未来能源消费的大趋势，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将是满足未来我国能源需求量开始上涨的主要，这与全球的发展的新趋势是一致的。因此我国在能源的可获取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并没有重大问题和不足。
可靠性和可承受性方面就没这么乐观了。可靠性方面，以石油为例。虽然从2017年的石油进口来源国分布来看，除日本、韩国和印度这三个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外，我国几乎与全球所有资源国都有石油贸易，但仍存在区域和国家过于集中的问题。地区方面，我国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来自中东地区，该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区域情况复杂，地缘环境极不稳定，如卡塔尔断交事件、也门危机、伊核制裁等，而且我国本身对中东的地缘影响力有限;进口来源国方面，我国的石油进口来源国虽然多达20几个，但俄罗斯、沙特和安哥拉三国占了我国进口总量的将近一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这一问题在天然气进口方面同样突出。另一方面，从运输通道上来看，我国的石油进口仍以海运为绝对主力，且大部分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虽然从全球角度而言，经过马六甲海峡并没有根本上的安全风险隐患，而且海运为主也是我国石油进口结构所决定的，但长期单一的运输形式并不是最可靠的选择，如美国和欧洲基本都选择管道与海运相结合的方式。可承受性方面，以天然气为例。相比煤炭和石油而言，天然气更加清洁、高效，也是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的一种能源类型。但整个亚太地区的天然气资源在全球都相对有限，是需求高地和资源洼地，导致整个地区的天然气价格在全球呈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溢价”，我国作为亚太地区的第二大天然气进口国当然也不能幸免。由于作为天然气替代能源的煤炭和石脑油的成本相对较大以及保障民生的需要，我国的天然气价格长期处在较低水平，2017年的民用燃气价格在2.5元~3元/立方米，工业用气的价格在3元~4元/立方米，而同期的LNG到岸价在2.5元/立方米左右，完税并考虑装卸环节后的成本大致为3.7元~4元/立方米，中亚管道气的到岸价为2元/立方米以上，加上税费和管输等费用后的成本在3.5元/立方米，无论进口管道气还是LNG的利润空间都很小，甚至亏损，大幅度提高国内天然气售价又不现实，因此我国天然气供应的可承受性较差，相对而言石油的情况要好一些。
综上所述，石油和天然气是我国能源安全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可靠性和可承受性是影响其供应安全的主要方面，但从目前国家的规划和政策来看，未来油气进口来源地和途径多元化以及价格改革仍将持续推进，有助于进我国的能源安全形势。
由此，优化我国能源安全形势需要从增强可靠性和改善可承受性两方面入手，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加强区域联合，消除天然气溢价。在无法大幅度的提高国内气价的前提下，要想提高天然气消费的可承受性就只有从降低进口价格入手，消除亚洲溢价是最直接的途径。作者觉得，亚洲地区的气价畸高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进口来源集中和定价机制分散。以中、日、韩三巨头为例，中国2017年的LNG进口来源国共有17个国家之多，但澳大利亚在中国众多的进口来源国中一枝独秀，占比高达45%，是第二位的卡塔尔的两倍还多;日本和韩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2017年的LNG来源国分别是17个和16个国家，但主力来源国也集中在2个，分别是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以及卡塔尔和澳大利亚;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的情况要好很多，其中法国和西班牙的分散性最好，其2017年的LNG进口来源国分别有8个和10个国家，主力来源国数量都是4个，土耳其和英国相对集中一些，但也比中、日、韩三国好一些。定价机制方面，虽然亚太地区采用的是与欧洲相同的净回值法定气价，但与欧洲采用终端市场油品价格定气价的体系不同，亚洲地区的气价是与原油价格挂钩的，这是在没办法找到区域内国家普遍认可的油品计算净回值的无奈之选，但与油品价格不相同，原油价格所反映的并不单单是原油的商品属性，还包含有其他很多因素，导致了天然气的亚洲溢价。因此亚洲各国之间必须在天然气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打破天然气市场壁垒，建立被各国认可的枢纽价格或确定为多数国家所接受的终端替代品来计算净回值，进而采用与欧美相似的天然气定价机制，才能减少甚至消除溢价。
提高海外质量，增强保供能力。根据目前的预测，我国的石油进口占比最高会超过70%，天然气进口占比也会达到50%，要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就一定要坚持走出去战略，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石油公司开展海外业务必须由之前的重规模向重质量转变，增强风险意识。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资源国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有时候比资源和技术因素的影响更大，如南美的委内瑞拉和阿根廷。我国石油公司未来的海外业务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一方面要重视资源国的资源潜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区域政治环境与文化、习俗方面的研究。目前来看，里海地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区域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条件，同时沿岸的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伊朗都有比较好的合作基础，且民间与政府层面的联系比较紧密;另一方面，里海沿岸五国刚刚就里海的法律的地位达成共识，基本明确了边界、资源归属和管道建设原则，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全世界油气勘探开发的又一个热点区之一。
推动技术创新，深挖国内潜力。国内资源在保障我国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全力发展海外业务的同时还应该继续深挖国内潜力。据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结果，油气地质资源量为石油1257亿吨、天然气90.3万亿立方米、页岩气121.8万亿立方米，油气资源总体比较丰富，但截至2017年底，全国主要含油盆地资源探明程度高，多数富油凹陷探明程度已超越50%，石油发现难度加大，而且新增储量中的低渗—特低渗石油占比达80~90%，探明未开发储量中特低渗透、致密油、特殊岩性、特超稠油占比在70%以上，石油资源品位在下降，虽然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潜力较大，但主要资源区地质条件复杂，工程技术方面的要求高，国内油气勘探开发需要在难动用油气储量的有效开发、深层—超深层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