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向纵深演化，动荡变革的转型期特征更突出。当前我国正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安全与发展面临新的威胁和挑战。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党和国家进入历史新阶段的时代产物，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为我们国家发展打破国际围堵、打压、遏制开拓一条更为安全的道路。我们大家可以从安全领域、安全视野、安全思维三个方面来把握新安全格局的科学内涵，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东亚安全与东亚海上安全。主要著作有《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21世纪的海权：历史经验与中国课题》（主编）等。
安全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之根基。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安全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临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和风险。在国际层面，中国越是发展，招致的外部阻力和风险越多，特别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加大了遏制中国的力度，使中国和平发展的策略机遇期的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就国内形势而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大量社会矛盾在短期内释放，各种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叠加传导，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大幅度提升。面对中国国家安全和改革发展任务复杂严峻的形势，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创新理论，对于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下更好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具备极其重大指导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1]这是党在新时代作出的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和发展，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理念指引，也为推动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安全保障。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从而更为科学合理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统筹发展与安全，前提是领悟其内在的逻辑含义，坚持全面而非片面、系统而非零散、运动而非静止的观点，深刻理解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才能为制定和落实政策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消亡，以及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这种发展不是简单的直线前进，而是呈现出波浪式的起伏和螺旋式的上升。在这一过程中，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中国治国理政必须要推动国家向更高水平发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追求一种慢慢的提升的发展、全面的发展、综合的发展。而安全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状态，即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的安全状态。2014年4月15日，习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员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具体的安全领域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等诸多内容。
安全和发展总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不能偏废。总的来说，安全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合理、系统和结构性的安全应对和安全保障，在大国竞争时代，国家的发展成果就不可能长期性、制度性和社会性地得到维护和保障。若无法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经济活力的持续调动和国家财政、金融、货币和预算等能力的持续提升，维护各项国家安全的努力和行动就会面临资源匮乏的冲击和社会动荡的挑战。习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3]
安全与发展之间互相依存构成了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同一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得到保证，才能为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人民才能集中精力推动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也影响着安全需求的内容和维护安全水平的程度。只有通过不断促进发展，我们才可以为安全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和保障空间。事实上，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因此，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预防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归根结底都要依靠发展。同时，安全与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也构成了两者辩证统一关系中的对立性。
一方面，片面强调发展、忽视安全保障的发展必然是难以持续的发展，在本质是国家间永无休止的权力、财富和利益竞争的国际关系中，也必然难以有效维护和保障本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出：“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4]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揭示了在国际权力格局中，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和一个处于守成地位的大国之间发生竞争乃至冲突的极大可能性，这是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尽管“修昔底德陷阱”目前受到很多质疑和批判，但当前美国依旧坚持从霸权、霸道和霸凌主义心态与观念出发片面追求“零和博弈”的逻辑。只要美国单极霸权的全球权力分配结构不改变，世界局势是不可能有实质性改变的。应对美国对华长期战略打压和战略遏制，在发展中强安全、在安全中保发展，是中国今后国家建设进程中的长期战略任务。对此，咱们不可以抱有任何幻想。
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安全也会制约发展，安全建设需要为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也需要创造和提升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安全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但安全本身并非国家建设的唯一目标，实现持续的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全方面推进“强起来”的时代主题的实现，更是国家建设的战略宏图。二战后美苏冷战，苏联为维护冷战利益，全力投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因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错误选择，最终走向崩溃。因此，要学会运用辩证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正确地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和相互支撑。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5]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互动和联系越发紧密的新时代，即“中国走向世界3.0”。中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国家间关系的内涵和性质以及发展的目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6]
为维护全球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做法已发生“质变”。不仅终结了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在锁定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的同时，通过对华科技竞争、贸易竞争、数字竞争、市场之间的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等方式全面打压中国，试图重新拉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7]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提升到俄罗斯之前、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战略性的“范式变化”。[8]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的强硬立场，拉拢欧洲和亚太盟友打造排华的经贸体系和“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体系，强化对华技术管制和封锁，举办“全球民主峰会”，以期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在地缘战略层面，拜登政府所谓“印太战略”公然将应对中国作为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重心。第一，加快实施所谓“印太战略”，在美军扩大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和实施“综合性威慑”计划的同时，制造包括美英澳三边核潜艇制造协议（AUKUS）、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QUAD）、美日韩三边合作等在内的各种小多边机制，推动东亚地理政治学局势向区域分裂和阵营对抗的方向发展；第二，大打“台湾牌”，刻意模糊一中政策，实质性地向“”政策倾斜；第三，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高调宣扬美国对其盟友的军事保障和军事行动的协同责任，并拉拢“北约东进”，制造台海、南海和东海“三海联动”态势，全面挑战中国维护岛礁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合法主张；第四，将亚太作为美国全球外交的核心地区，意欲拉拢更多国家“站队”。近期，东亚慢慢的变成了拜登政府高官出访最活跃的地区。东亚区域安全最具挑战性的新变化是日本，日本慢慢的变成了在中美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之一。近年来，日本的战略发生明显的质变态势，在中美竞争中采取“战略清晰”策略，即把“制衡中国”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心目标与手段配置。[9]除此之外，美国相继发起“重建更美好世界”“印太经济框架”“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倡议，通过拼凑和组织地理政治学与地缘经济的团团伙伙，试图强化供应链重组、组织集团性的对华高科技脱钩、主导数字化的经济等方式来进一步打压中国。[10]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东亚区域安全局势因为美国的霸权操弄还从来就没如今天这般脆弱。
在美国霸权、霸道和霸凌性质的战略竞争施压下，中国需要应对的外部发展环境的复杂化和大国关系质变所带来的安全挑战的艰巨性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随着太空、深海、生物以及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的科技突破，国家安全保障的外延与内涵也在不断拓展和延伸，国际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正在给国内安全保障带来新课题、新要求和新使命。安全保障的领域已经从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深化和扩展到了海洋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等领域。维护和保障安全既要靠党的统一领导、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卓越的动员力与执行力，更要靠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有效提升。但世界经济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非洲、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的预期已经大幅度的降低。再加上美国对华制裁打压所带来的“去全球化”效应，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均有所放缓，未来世界经济将大概率进入慢增长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发达经济体增速将由2022年的2.7%下降至2023年的1.5%。美国经济稳步的增长动能减弱。美联储为应对高通胀压力持续大幅加息，但通胀黏性仍然较强，流动性收紧累积效应逐步显现，投资、消费、生产等主要宏观经济数据明显下行。IMF将2023年美国经济提高速度预期下调至1.4%。欧洲经济衰退风险上升。欧洲经济遭受乌克兰危机严重冲击，能源价格高位震荡，通胀压力持续加大，欧洲货币政策被迫转向收紧，信贷成本攀升，居民购买力下降，经济动能持续减弱，部分南欧经济体债务风险显著增大，2023年出现衰退的风险较高。IMF将2023年欧元区经济提高速度预期下调至0.7%。IMF预计，2023年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提高速度为4%，其中，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和印度增速分别为4.3%、6.1%，增速相对较快。[11]中国经济回升趋势也较为显著，各行各业加速复工复产，产需两端同步扩张。2023年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比上月提升0.5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持续上升，稳经济政策措施效应进一步显现。[12]但在全球经济进入慢增长的背景下，与世界经济深层次地融合的中国，自身发展的动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多元冲击。
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世界也前所未有地走近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世界第一的贸易大国，随着中美关系中“修昔底德陷阱”的扩散效应、全球经济进入慢速时代、气候灾变持续以及正在出现的中东战乱等诸多因素的叠加，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的发展、考验中国的安全努力。面对当前世界局势动荡变革期效应的深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已必然成为全党的工作重点。
面对新形势下的安全挑战和发展限制，2023年5月30日，习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正确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快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13]统筹推进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党和国家进入历史新阶段的时代产物。面对当前国际环境严峻复杂和国内改革稳定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局面，及时、有效和专业性地推动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和完善，是新发展格局与新安全格局齐头并进、相互依托、互为保障的关键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章程》都确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更成为党的二十大所确立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在具体的发展与安全的治理制度和执行机制领域，改革与完善是当务之急。例如，股市和证券市场的改革是推进中国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在发展和安全这两个重大的国家治理领域，制度与机制的创新、改革与完善，不仅是中国准确、及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压力的保障，更是长期、合理与有效统筹发展与安全两大格局的核心要素。
安全与发展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是党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中心环节。这正是习就思想文化工作等发表重要讲话，呼吁和号召全国人民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担负起新时代工作使命的历史性意义所在。[14]在美国对华施加各种制裁和打压措施、国际营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如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焕发中国道路的内在活力、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科学、精确和制度化地应对安全挑战的多元化、多域化和动态化，以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机制应对来建立和完善整体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安全保障与应对能力，更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工作方向。为此，2023年10月13日，习在江西考察时强调，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1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这“十六字方针”及时、准确地为安全与发展进程中的体制机制创新和科学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具体路径提供了科学指引。
新发展格局，一是“新”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提升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是破解外部技术壁垒的重要手段，也有助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新发展格局建立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基础上，而在全球化逆流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呈现分散化和本土化的趋势。这背后深层原因之一在于美西方试图阻断中国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两端延伸的进路。确保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不仅符合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也是新安全格局的重要保障。二是“新”在多方位协调发展，这就需要全方面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是“新”在绿色发展，大力推动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发展，不仅有利于产业转型和激活经济稳步的增长新动力，同时提高了能源安全风险的防范能力。四是“新”在开放发展，新发展格局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通过强大的国内市场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中心的产业链供应链，逐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五是“新”在共享发展，新发展格局注重实现更公平的财富分配，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决定的，而且是补足内需短板和转变经济稳步的增长模式，进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2021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提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新安全格局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新安全格局，一是“新”在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全面保障。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同样立足于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两者的“新”都源自新发展阶段的现实依据。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相互融合，共同构成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支撑。二是“新”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战略局势已迥然不同，世界政治的历史性转型和变革性调整成为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新态势，大国关系正在出现走进“后-后冷战时代”的新变化。[16]新安全格局正是新形势下为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思路。三是“新”在强调科技支撑。国家安全需要硬实力的支撑，而其中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前，科学技术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的因素。科学技术维护各领域安全的功能不断凸显，慢慢的变成了保障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有力地促进新安全格局的构建。
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正在将大国对抗重新带回世界。近期，新一轮巴以冲突很可能再度全方面爆发。无论此次中东战火是否会实质性地演变为第六次中东战争，迄今未能解决的巴以冲突都将进一步造成国际社会的分裂。能源价格暴涨、难民激增、中东人道主义危机深化和中东战火造成的国际治理的脆弱性等难题将再度深化。[17]世界思潮的分裂、对抗的态势也将进一步上升。新的动荡变革期条件下，国际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无疑进一步增大。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的外部环境、国家安全使命和发展任务因为国际局势的严峻复杂而正在面临诸多新挑战、新冲击和新使命。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已成为当前我国处理国际和国内事务面临的重大挑战。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重重考验，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当前，我们应着力从安全领域、安全视野、安全思维三个方面来把握新安全格局的科学内涵，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从安全领域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我们应该妥善应对外部复杂多变的环境，以确保国家的长期发展和繁荣。同时，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然的联系到国家整体的前途命运。因此，构建新安全格局应当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既需要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保持斗争精神，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问题上保持坚定的立场，毫不动摇；也需持续维护社会稳定，致力于化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风险挑战，以确保社会的有序、良性发展。
从安全视野看，我们该认识到人类已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将自身的安全放置在全球视野中审视，是实现持久和平和一起发展的关键。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秉持合作共赢理念，不仅致力于本国安全，也积极关注全球安全。中国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18]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对全球安全的责任担当，提出“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决策部署。这体现了中国新安全格局的宽广视野，不仅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也积极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见效，致力于创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当前，我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砥砺前行的关键阶段。今后很长的时间内，风险和挑战不断、危与机共存。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唯有坚持底线思维、提升安全与发展的制度和能力建设、科学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两大主题，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同时不断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向历史新高度的战略性保障。为此，我们应增强忧患意识，准确应对变局，科学灵活地调整应变策略，确保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稳步推进。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为构建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安全格局，我们一定要坚持发展和安全的并重原则。要树立安全发展和发展安全的理念，通过制度创新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巩固国家安全的能力和社会基础。要加强安全建设，保障和巩固发展成果。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需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安全思路、体制和手段的创新，全方面提升国家安全工作上的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前行提供强有力的发展与安全双重支撑。
[1][5]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2～53、60页。
[2]《习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0～201页。
[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49页。
[6]朱锋、杨正一：《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路径设计与目标定位》，《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5期。
[7]朱锋：《贸易战、科技战与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4期。
[9]朱锋：《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
[13]《习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快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2023年5月30日，。
[14]《学深悟透创新理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全国政协委员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重要指示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政协报》，2023年10月12日，第1版。
[15]《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4日，第1版。
[16]朱锋：《动荡变革期的时代特征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
[18]《习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68～469页；习：《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