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将能源安全作为一项国内政策而不是对外政策。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进口需求慢慢的变大，这个观念不得不改变。加入WTO之后，中国在海外石油资产并购上遇到慢慢的变多的麻烦。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更好地处理对石油的依赖，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能源安全路径，而不是简单地追求“石油独立”。从1965年到2008年，中国的能源生产增加了17倍，而能源消费却上涨了37倍。中国不仅面临能源供应问题，还面临稳定能源价格的挑战。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2008年中国石油产品价格指数几乎为1990年的15倍，煤炭价格指数几乎为1990年的7.5倍。中国石油进口中超过50%来自中东，85%以上有必要进行长距离运输，并要通过马六甲、霍尔木兹和苏伊士运河等战略通道。能源价格是调节供需的“看不见的手”，稳定能源价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防止能源冲突，减少社会不稳定。能源安全的供应方面能从四个维度来理解，即（连续变动的）数量、已探明储量、能源多样性和时间跨度。这四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维度都不能单独确定全球现货市场的能源价格，但是组合在一起就能确定能源价格的均衡路径。每个国家会依据自己在这四维坐标中的定位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行动。可能的解决途径必定是在特定时间范围内，能将这四个维度统一起来：（1）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率；（2）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体系；（3）能源种类和进口的多样化；（4）建立一种能源商品期货交易的对冲模式。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中国利用外汇存底扩大对外投资的好机会。中国已通过加强在非洲的投资逐渐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中国的公司开始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其中能源企业占据相当的比例。2008年中国对外投资的40家最大的企业中有43%是能源企业。金融危机之后，世界能源价格骤然下跌，但中国经济仍稳步增长，这使得中国得以收购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储备，与一系列国家进行能源供应合作。更长远的战略包括建立能源储备体系，在新的地区寻找能源资源，扩大金融和非金融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非美元支付的能源交易。“走出去”战略促使中国越来越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并开始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金融危机加强了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随着能源贸易在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占总投资比重的加大，货币政策的改变，例如更大力度地使用外汇存底和对相关对冲基金、股票及别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投资都将有利于中国综合的能源安全政策。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已经从“自给自足”转变为“资源外交”或者“石油外交”，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和地理政治学实力的增强，这一政策最终会变得更务实。基于一心只想获取资源或者单方面行为的能源安全政策将会引发地区或者全球能源不稳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利用世界能源市场低价格和丰富的外汇存底优势，大量购进石油和其他能源资源。为降低各种风险，中国的对外投资组合正逐渐发生改变，许多投资从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项目转移到相对来说更加安全的非金融项目。20%的OFDI是金融投资，其余80%是非金融投资。货币政策的改变，例如汇率机制和利率的变化，人民币升值或贬值都会给现金流、贸易平衡、金融市场和国家债务带来强烈的影响。对中国来说，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能源安全始终是一个挑战。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不可分割。只要中国的经济持续较好地发展，能源政策就会继续成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中国在探寻自己的能源安全之路时，必须兼顾到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商务部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商务部和国资委开展全国行业信用评估的执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