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8日，“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中国新征程与国家发展”在线上隆重举办。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文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原院长赵文智在能源主题的平行分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2022年8月24日，全球最知名的影子银行和流动性研究者、瑞士投资分析师Zoltan Pozsar分析了世界秩序崩塌的内涵，他认为二战后共有三大支柱在支撑全球的和平发展。
1. 大量廉价的移民劳工进入美国，压低了工资水平，使劳工工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支撑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成本没有明显增加。
2. 在工资不涨的状况下，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提高了美国人的实际购买力，美国劳工的生活水准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3. 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为德国乃至欧洲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原料，维持了欧洲的竞争力和生活水准。
在我看来，Zoltan Pozsar提出的前两点，可以用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共同体”（Chimerica）来概括。Zoltan Pozsar所提到的第三点，我认为可以用“俄欧共同体”（Eurussia）这个词概括。
综合来看，“中美共同体”意味着中国有廉价商品输出，美国有消费市场，这一格局支撑了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的发展。“俄欧共同体”则意味着俄罗斯廉价的能源对欧洲市场的发展很重要。德国前任总理默克尔可能也曾有意在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建立这样一种共同体，以此来支撑欧洲的复兴。
目前，支撑世界和平发展的三大支柱正在被撼动，中美关系和俄欧关系急转直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个人觉得，世界将进入一个高烈度的动荡期，难免会引发一系列变化。
1. 美国一强独霸的局面有可能做实做大，特别是北约向全球扩张之势或将在所难免。
2. 地缘政治的集团化趋势明显加剧，经济全球化解体在所难免。由美国主导的诸如“芯片联盟”、印太框架、经济框架等区域性组织或将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解体进程。
3. 在美国国内，遏制中国发展慢慢的变成了两党共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国将面临愈加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南海、都面临着很高的冲突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国家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石油安全是我国能源安全最大的短板，一旦进入战时状态，我国原油供应安全或将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早作筹划，确保国家安全无虞。
1. 国内的原油产量2亿吨“压舱石”的地位近期无虞，远期难保，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2. “能源武器化”与欧洲的能源危机让我国面临原油进口“买不到”的挑战，这也是我们应该盯住的一个问题。
3. 俄乌冲突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国力消耗，同时也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倘若发生类似的地缘政治冲突，我国原油进口或将同样面临“运不回”的挑战。
我们简单预测了未来我国原油产量有几率发生的变化。对我国而言，每年2亿吨的原油产量在2035年之前都比较有把握，但在2035年之后可能很难保持。根据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所对我国原油需求做出的预测，2035年时我国原油产量约为2亿吨，需求量约为6亿吨，存在将近4亿吨的缺口。2050年我国石油需求量约为4亿吨，那时我国的原油产量约为1亿吨，至少仍存在3亿吨的缺口。按照碳中和的发展趋势，2060年我国石油需求量约为2亿吨，届时我国石油的自产量约为1亿吨左右，还是存在缺口。
2011年以来，全球超过75%的产油国石油产量一直呈现递减趋势。尽管也有一些产油国的产量上升，但产量递减国家的数量远远超过产量增加国家的数量。随着碳中和逐步成为各国共识，未来油气上游或将进一步呈现投资不足趋势，原油产量的下降也是在所难免。
2022年5月，全球原油闲置产能约为328万桶一天。按照这一数据推算，2022年全球原油闲置产能约为1.5到1.7亿吨左右。如果要摆脱俄罗斯的原油供应，欧洲每年需要额外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约1.4亿吨原油和1670亿立方米天然气。很明显，目前全球剩余油气产能无法满足欧洲这一需求。一旦欧洲真的转向国际油气市场采购能源，我国或将面临“买不到”能源的挑战。
我国原油进口渠道相对单一，每年我国从马六甲海峡进口原油约3.6亿吨，占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71%。这其中约有2.1亿吨左右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占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41%。一旦台海地区出现热战，这些通道都有可能被切断。
实现我国原油供应安全的策略和路径，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双统筹”布局，第一双是两阶段部署，第二双是两层次布局。
两阶段部署主要着眼未来5-10年。我们应该以发生极端事态，比如发生热战为假设前提，重点谋划极端情况下的能源保供方案。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做好“五篇文章”，在确保原油需求红线主体供应的自主生产的同时，还要同时确保路径落地。在未来10-20年的中远期阶段，两阶段部署要与国家“双碳”战略相向发力，立足能源独立，开拓“三驾马车”，做到能源的长期安全。
“两层次布局”是目前国内几大油公司正在深耕的领域，也是传统的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应坚持“海陆并举、常非并重、稳油增气”，坐稳年产2亿吨以上石油的“压舱石”地位，同时也要做大天然气的发展。此外，我们也应该积极开拓油气资源，利用“三驾马车”，为原油和天然气产量在传统领域基础上实现规模化增长做好准备。
第一，在消费端要大幅压减原油用量，确保石油核心需求用量保持在安全红线以上。核心用量就是核心需求。在我看来，极端情况下的核心用量就是要首先确保国家机器、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确保军队用油和大中城市公共交通的正常运营。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适度控制燃油私家车的出行，用煤化工替代部分化工用油，控制成品油的出口。如果上述条件都能得到满足，我认为我国的原油核心需求用量不会超过3亿吨，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在生产端要多措并举，确保原油供应量高于核心需求红线。要压实油企的政治责任，确保国内原油2亿吨稳产做实无虞。这时候需要油企担起政治责任，2亿吨的产量必须要保。
可以适当给予企业一些包干政策和税费扶持政策。比如2亿吨产量稳住后，超过2亿吨的产量可以采用“包干政策”。比如对超过2亿吨产量的部分给予补贴。对于页岩油和探明未动用储的部分，国家也可以给予企业一些税费持政策。上述设想如能实现，我国可以在2亿吨的基础上再增加2000—3000万吨的石油产量。
加快煤制油规模生产的准备，争取用2-3年的时间形成年产5000万吨的煤制油生产能力，一旦出现应急情况随时可以使用。
可利用陆路原油进口渠道，实现最大规模的原油进口。一旦出现，陆路上来自中亚的原油可以成为重要的补充。
从上述五个方面入手，做好这“五篇文章”，我认为可以解决5-10年内我国极端事态背景下的能源挑战，确保国内付出最小的成本，保证能源的安全供应。
想要做好“海陆并举、常非并重、稳油增气”这篇文章，我国应继续通过实施国家油气重大专项，用科技、体制和机制创新，力保原油2亿吨以上长期稳产，天然气能够增至年产2500—3200亿方。
在陆地和海域优选20-25个有规模的勘探新领域，国家可以设立风险勘探基金，鼓励并促进勘探向新领域延伸，多搞新发现，把资源蛋糕做大。
针对探明未动用储量和现行体制下经济性比较差的储量，我们应对其展开大规模的开发利用。目前国内三大油企探明未动用的储量约为46亿吨，假如拿出其中的10亿吨，按照1%的产油速度，10亿吨储量可以出产一千万吨原油，20亿吨储量出产两千万吨原油。在现行体制下，每个油田都有一部分在甲乙方条件下经济性不好的储量。如果出现极端情况，这一部分储量也可以利用起来。因此我认为，国内在2亿吨的基础上，再实现一千到两千万吨的上产，应该是具备一定基础条件。
大幅提高老油田的采收率，让老油田坐稳基础产量“压舱石”的地位。老油田稳产并提高产收率是我国确保2亿吨产量的重中之重。
做好陆相页岩油规模生产的文章，力争用2-3年时间把年产量提升到一千万吨以上。
要完成10-20年的中远期目标，我国应在消费端依靠“双碳”战略，实施能源转型，大幅压减原油的用量。
1) 根据权威机构预测，到2040年左右，我国石油的年用量将从现阶段的6.8亿吨下降到5-5.5亿吨，每年净减约1.5-1.8亿吨。
2) 多家权威机构曾对我国原油的年需求用量进行预测，认为需求量最高约为8亿吨，最低时不到1亿吨。基于此，我们可以取中值作为参考。通过节能降耗，我国石油的年用量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预计到2040年前后有可能控制在4.5亿吨左右。
在生产端，我们要积极开拓油气新资源的“三驾马车”，力争实现油气产量规模增长。
做好中低熟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利用，力争用十年左右准备，形成年产数千万吨规模的原油或是数百亿立方级的产气规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关于我国中低熟页岩油储量，我们曾在鄂尔多斯盆地进行过测算。测算综合了三口井的资料，通过实验室分析得出，一吨页岩石可以产生36-52公斤油和22-26立方米的天然气，也就是说1吨页岩石的油气当量约为54-73公斤。页岩的比重为2.3，这意味着一立方米土地蕴藏着2.3吨左右的富有机质页岩。鄂尔多斯盆地约有两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土地，厚度约为15—60米。根据我们预测，鄂尔多斯盆地岩井原位转化资源总量可以达到450亿吨，技术可采量约为250-300亿吨，还有30万亿立方米左右的天然气。这意味着一个立方米的富有机质页岩，经过地下原位加热，可以产生120-170公斤的油气，数量可观。
松辽盆地也有类似资源，规模也在120亿-150亿吨之间，技术可采量在60-80亿吨。我国中低熟页岩油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盆地和松辽盆地。这两个地方都是我国的油气基地，地面设施布局良好，一旦先导试验取得突破，很快可以上马生产。
1. 我认为中美对抗已成定局，并且已经进入僵持期。遏制、阻止甚至终止中国发展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基调。未来5-10年，中国石油供应安全或将进入最大挑战期，我们一定要早筹谋，确保能源安全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新时期保障中国的油气安全需要分两个阶段、从两个层次统筹布局，确保路径可行，措施稳妥落地。最近5-10年要立足应对极端事态，落实核心需求红线，确保核心需求主体自主生产。放眼未来10-20年，要积极准备新油气资源的“三驾马车”，与“双碳”战略相向发力，力争实现油气独立，保能源供应长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