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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能源安全的概念和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上，能源安全是指以可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的充足的能源供应。考虑到能源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当今的能源安全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物质安全——能源资产、基础设施、供应链和贸易路线的安全以及紧急状况下必要和迅速的能源资产、基础设施、供应链和贸易路线的替代。第二，能源获取最为关键，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合同上的、抑或是商业上的开发和获取能源供应的能力。第三，能源安全是一种系统或体系——由国家政策国际机制构成，旨在于对供应中断、油价暴涨等紧急状况，以合作和协调的方式迅速做出一定的反应，以维持能源供应的稳定性。第四，能源安全与投资安全紧密相关，需要足够的政策支持和安全的商业环境，需要鼓励投资，确保充足和及时的能源供应。第五，能源安全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或环境安全问题密切联系。当今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和环境政治的困境在于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清洁能源发展，慢慢的变成了能源技术革命和全球能源结构变化的主要变化趋势。第六，能源安全不仅仅局限于石油供应和油价安全。
能源供应暂时中断、严重不足或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主要根据：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能源价格，国际能源市场，以及应变能力（包括战略储备、备用产能、替代能源能源效率、技术力量等）
为确保能源供应所付出的代价，即外部成本，有时远超于能源售价。例如，美国为确保中东石油供应投入该地区的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每桶原油平均支出的费用约为原油市场行情报价的3倍。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在美国倡导下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IEA）。这是发达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联合行动，其宗旨是：成员国共同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石油需求，在紧急状况下分配石油，并规定成员国有义务储备相当于90天净进口量的石油。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以供应安全为主要出发点的传统的能源安全观逐渐向着所谓综合能源安全（Comprehensive Energy Security）的方向发展，能源安全被不断赋予慢慢的变多过去不为人们重视的新内涵。仅仅强调保障能源供应、减轻对进口能源依赖的传统能源安全观已经显得过于狭隘，无法适应当今人们对综合安全的要求。在一个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突破传统能源安全观，建立综合能源安全观已成为制定国家能源战略的一个必然趋势。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大气环境质量的下降，人们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达成共识。
1993年约瑟夫·欧姆又为能源安全增加了环境保护的向度：90年代能源安全的目标是通过增加经济竞争力和减少环境恶化，确保充足可靠的能源服务。
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标志着世界各国重新界定了能源安全的概念，在国家能源发展的策略中，增加了能源的使用不应对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构成大的威胁的要求。能源供应、经济竞争力和环境质量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三个基本要素。
2008年8月8日，也就是北京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的当天，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有媒体评论说这场战争背后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较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冲突背后的能源因素。自8日以来，俄罗斯军队已进入格鲁吉亚的分裂地区南奥塞梯共和国和格鲁吉亚本土，占领了距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47英里的哥里城(Gori)。位于伦敦的全球能源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Energy Studies，CGES)高级分析师Jul ian Lee称，仅约两天来发生的事件显示了该地区的分裂程度以及该地区对外的能源供给存在的风险。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商品研究主管兼常务董事Paul Horsnell称，尽管里海地区蕴藏着大量的碳氢资源，土耳其BTC枪击和格鲁吉亚战争构成的挑战意味着它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中东石油的正式替代选择。近几个月，市场担忧集中在伊朗西方国家之间焦灼的事态的加剧，尤其是封锁的风险和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持续的动荡局面。相比之下，很多西方国家和公司越来越依赖高加索通道运送石油和天然气。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能源消费强度较高。随着经济规模逐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地增加，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
我国能源资源总量不小，但人均拥有量较低。资源勘探相对滞后，影响了能源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我国能源资源分布不平衡，大规模、长距离地运输煤炭，导致运力紧张、成本提高，影响了能源工业协调发展。
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富煤、少气、贫油的能源结构较难改变。我国煤炭清洁利用水平低，煤炭燃烧产生的污染多。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压力。
我国能源技术虽然已经取得较大进步，但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清洁能源、替代能源等技术的开发相对滞后，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技术的应用还不广泛，一些重大能源制造水平还不高。
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不足，需要在立足国内生产保障供给的同时，扩大国际能源合作。但全球能源供需平衡关系脆弱，石油市场波动频繁，国际油价高位振荡，各种非经济因素也影响着能源国际合作。这要求我们统筹国内开发和对外合作，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程度。
中国自己是原油净进口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原油消费国。中国的能源消耗虽然仅占全球需求总量的8%左右，但需求正在迅猛扩张之中。
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从22日到29日，接连出访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尼日利亚肯尼亚等中东非洲四国。对比之下，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其余四个国家都是或大或小的石油出口国。此后总理出访的国家中石油生产国也占有相当比例。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以石油为主的能源问题占据了国家总体外交的主要内容。
2008年6月19日，中国欧盟商会圆桌会议能源工作组得出结论：在能源安全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正面临着顶级规模、难度最高的考验，包括在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机动化过程中，如何满足大家对环境质量提高的要求，提供廉价、清洁、可行和方便的各种供应：
在当前国际高油价的背景下，在各地环境污染很严重而急需改善的同时。怎么来面对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慢慢的变大的国际压力；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国内油价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实现与国际的接轨，同时又顾及对经济的冲击。由于中国缺乏必要的石油战略储备能力，对原油突发性供应中断和油价大幅度波动的应变能力较差。未来随着进口原油数量的增加和国际市场油价的波动，进口石油资源的安全性亟待解决。
美国作家丹尼尔·耶金所著的报告文学石油风云》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的石油发展史，认为20世纪战争多为能源的争夺而引发的，而战争的胜负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取决于交战双方最终对能源的占有。能源作为一种商品与国家战略、全球政治和实力紧密地交织在一起。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邻国科威特，其目的不仅是征服一个主权国家，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占有科威特的资源，使自己成为支配阿拉伯世界波斯湾的石油强国。美国之所以进攻伊拉克，维持自己在中东的霸权和石油利益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为此美国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政策。
到2030年，与发达国家在能源消耗方面的差距将缩小1/3左右。其中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的，将占所有非经合组织国家消费增长总量的一半左右。美国等西方国家夸大中国能源问题，旨在转移国际舆论的注意力。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数字胜于文字。
2006年10月11日，美国人口达到3亿。当天英国《独立报》的一篇文章称，美国应警惕巨大的人口数量增长率并重新审视其远超全球中等水准的资源消耗率。文章指出美国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人均资源消耗巨大。这种“消费”地球资源的能力也绝非其他几个国家(地区)可比。美国年人均能源消耗量是世界年人均能源消耗量的4倍多，年人均耗水量约为世界年人均耗水量的3倍。同时，每年人均制造垃圾量比世界中等水准高2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世界中等水准高4倍。
如果拿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将越来越明显。例如，发展中国家人均每年排放1．8吨二氧化碳，而美国人均每年排放19．8吨这种温室气体。这一个国家的相对高人口增长率自然资源消耗情况和污染情况组合起来，构成了对环境的最大冲击，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都制感受到这种冲击。当然，我们该注意到，一些国家炒作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其实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酸葡萄心理”在作祟，它们嫉妒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提防由此产生的与西方国家之间没办法避免的竞争。我们应当直面现实，通过数据和情况说明来全面介绍中国的能源战略和政策，争取做到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能源经济学家、俄亥俄北方大学商业管理学院阿尔哈吉教授曾在《中东经济观察》发表系列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能源安全问题。美国的政客们自相矛盾地一方面提出要消除对石油的依赖以“改善能源安全”，另一方面又赞同把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增加l倍。阿尔哈吉指出，“能源安全”成了似是而非的概念，而若无法正确地理解能源安全，就将付出巨大代价，标榜“能源独立”也会导致能源短缺和政治动荡。如何保障能源安全?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阿尔哈吉提出了很多问题：能源安全的目标是不是减少能源短缺的影响?是不是降低油价并减轻价格波动?能源安全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存在啥关系?政府要不要为了能源安全而进行干预，还是交由配置资源更有效的市场去解决?在改善能源安全方面，货币和财务政策起啥作业?仅仅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能否提高能源安全?战略石油储备是储存各种原油和成品油，还是仅贮存几种原油?战略石油储备量是用石油日进口量的天数来计算的，随着石油进口的增加，战略石油储备量要不要相应增加，来保证相同的指标天数?“国家主义”怎样威胁能源安全，国家能源公司私有化能否提高能源安全?“能源自给”是不是能够提高能源安全。
以上这样一些问题还不可能有一个标准或准确的答案，有些专家把能源安全定义为：价格合理、可靠而充足的能源供应。在理解上，消费国和生产国是不一样的。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它们的能源政策有4个根本原则，即能源供应多样化、石油进口多元化、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降低石油价格的波动。天然气与的增加，已经使这两种商品成为能源安全的议题，欧洲减少对俄天然气依赖势必要增加LNG交易，降低价格波动需要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合作，争取“互惠的能源安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已成为能源政策的焦点，如环境问题、能源贫困问题、能源富有者与能源贫困者的社会矛盾等。亚洲一些国家，由于能源进口以石油为主，对石油的依赖就成了这些国家能源安全的主体问题。为了更好的提高能源安全，亚洲国家在世界各地争取上游项目合同，鼓励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探讨从俄罗斯、里海、伊朗、缅甸敷设管道输入天然气的可能性，与卡塔尔、伊朗、阿尔及利亚签订长期LNG进口协议。
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大肆炒作并宣扬所谓“中国能源安全”，2007年12月2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长达1．6万字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强调“中国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名义发布能源文件，详细的介绍中国能源发展现状、能源发展的策略和目标、全方面推进能源节约、提高能源供给能力、促进能源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深化能源体制改革以及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政策措施。这部白皮书意在消除外界对中国能源需求迅猛增长的疑虑和担忧，它重点表明中国坚持能源可持续发展，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为世界能源安全与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国际能源会议于2008年6月22日在举行。当时正在沙特进行访问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应邀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当前国际能源问题的看法、中国的能源政策和关于国际能源合作的主张。国际石油会议是由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发起的，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习和英国首相布朗在内的36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或部长以及20多个大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以及国际能源机构的代表等就日益严重的高油价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进行了探讨。
中国领导人主张，能源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促进世界能源供求平衡、维护世界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国际社会应该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深入开展能源开发领域的协商和合作，加强能源出口国和消费国的对话和沟通，强化能源政策磋商和协调，促进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维护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满足各国发展对能源的正常需求。全面加强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促进各国提高能源节约能力、利用水平、使用效率，推动洁净能源、新能源、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等领域技术合作，建立清洁、经济、安全可靠的世界能源供应体系。一同营造能源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携手维护能源生产国的局势稳定，保持国际能源市场正常秩序，抑制市场过度投机，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和畅通，推动形成长期稳定的能源生产、运输、消费格局。
我们应当摒弃旧的能源安全观，确立新的能源安全观。除加强能源开发利用的互利合作外，各国还应鼓励能源产业投资，扩大世界能源供应，形成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各国应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加强国际对话协商，为维护能源安全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在全世界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大背景下，各国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关注能源安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能源战略和政策方面有可能与其他几个国家产生分歧甚至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积极阐明中国能源问题的详细情况和对策，争取主动，特别是要警惕和应对某些国家出于政治因素渲染和炒作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这样既能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发挥非消极作用，又能为在能源领域里开展国际合作，实现“共赢”创造有利条件。
当我们从国际背景下把目光转到国内来看，中国并不是一个能源富裕的国家，“电荒”、“煤荒”、“油荒”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随着经济的一直增长，能源消费将进一步增加。国家发改委在《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到，未来5年内，要加快政府石油储备建设，适时建立企业义务储备，鼓励发展商业石油储备，逐步完善石油储备体系。以应对石油天然气供应中断为核心，建立完善能源安全预警制度应急机制。最近几年，国际石油价格大大震荡、不断攀升，给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我国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建设刚刚起步，应对供应中断能力较弱。在应对能源短缺上，节能降耗至关重要。有人提出：为确立节能的战略地位，建议把节约世界资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
对能源安全概念的定义决定研究的范围和角度。由于能源安全问题涉及的学科持续不断的增加，研究角度日益宽泛，能源安全的内含与外延继续扩展，因此，到今天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能源安全概念与定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能源安全的内含与外延的一直在变化，也是该问题研究不断推进的一种表现。在来自国外的经济学文献中，国外学者是从风险性外部性定义能源安全的概念。从风险性定义能源安全，认为能源安全是个期望问题。这种定义其实就是根据人们对风险的态度来研究能源安全问题，同时也包括对风险的发生概率和破坏力大小的认知。对能源价格分析预测及其预警、世界能源供需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能源价格承受力分析、风险的防范等等均可以看作这种定义下的研究内容。
国内有学者觉得，能源安全问题应该是特指由不可控因素可能会产生的经济损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可控因素大致分为境外与境内两个方面。境外不可控因素是指对不能由本国单方面解决，并且对本国能源供需关系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一切事件。例如，战争、自然灾难、与能源供应国外交关系恶化、国际石油商市场操纵等国家力量不能直接干预的事件。境内不可控的因素主要是指即使是动员国家力量也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如可供开采的能源资源储量生产技术水平等。一般说来，境外不可控因素是难以预计的，具有不确定性；境内不可控因素则相对容易把握。能源安全的概念应该只有存在境外不可控因素时才使用。
从外部性定义能源安全，认为能源安全问题是由国内消费者与厂商使用进口能源而引起整个国家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因此，能源安全问题其实就是由消费进口能源所引起的外部性问题。既然是外部性问题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解除能源安全的问题，而是要依靠政府的干预和措施。这种定义为政府在能源安全中的地位与角度提供了一个理论依照。随着把能源对环境的影响列入安全问题的研究范围，能源安全的外部性定义似乎更为适用。
进入本世纪以来，国际环境与地理政治学发生较大的变化，“9·11”袭击和2002年以后国际油价出现大幅度的攀升，发达国家对能源风险的认识又扩展到能源基础设施，我国更加关注价格变革对能源安全的影响。国内比较认可的能源安全状态的表述是“清洁、稳定、经济”，即质量清洁，数量稳定、价格合理。还有一些学者在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能源安全的概念，即从时间、空间、数量、质量、价格全方面定义能源安全。
对于世界能源安全的研究，学者们有不一样的观点。部分学者觉得，世界能源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安全形势将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一步恶化。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世界能源安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能源短缺，世界上的能源足够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能源安全的真正来源是清洁、高效能源的稀缺，而这是能够最终靠技术进步等方式来缓解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无论从长期或短期来看都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和挑战,尤其是石油短缺所造成的很多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摆脱传统能源给人类生存造成的危机形势是人类在未来20~40年间必须予以完全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我国学者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安全的目标逐渐由量的保障转向对质的追求；石油依然居于能源安全的核心，但电力、天然气以及核能等的安全问题日渐突出，能源安全的领域有着逐步扩大的趋势。当前能源安全面临的风险更多来自市场和价格，要重视运用市场手段，调整能源需求结构和供应与消费方式，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推动国际能源安全整体环境的改善。
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是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我国能源储量较大，能源最为基本的供应基本上可以得到保障，不存在根本性的能源供应不足问题；另一方面，我国能源需求量开始上涨迅速，能源使用效率低下，能源浪费严重等问题造成我国部分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升较快，环境保护压力增大，可见我国从环境保护或者说能源使用安全的角度来说问题是较为严重的。
有学者认为，我国能源安全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能源进口产地比较单一；我国也受到攀高的威胁；我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在地缘上同周边石油消费大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存在着利害冲突；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一个急需应对的课题。
在对策研究中，国外同样存在着两种基本理念：政府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也有人把其归为重商主义自由主义。重商主义的能源安全观点包括：一是国际能源关系被认为是“无秩序”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国际能源领域中不存在超国家实体的稳定关系。二是国家或政府是无政府本质的国际能源领域的主要行为者。三是重商主义者强调稳定的国际能源秩序是权力关系的结果。而自由主义的能源安全观点包括：一是非政府行为者对国际能源安全来说是重要的。二是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市场而非国家权力在解决石油供应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三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机制不仅能防止国际能源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而且也能促进在能源关系方面的国际合作。
最早研究防范能源风险的措施是在上个世纪遭受过石油危机重创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和一些做法，如石油战略储备已被世界其他几个国家效仿和借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能源安全对策开始强调国际合作。国外一些学者强调，世界只有一个石油市场，石油净进口国的能源安全要依存于市场的安全，国际合作与供应多元化对能源安全具备极其重大意义。能源合作的意义不仅存在能源输出国和能源进口国之间，而且还应该双边或多边地展开在能源进口国之间的合作。我国学者则提出了新的能源安全观，最重要的包含以下几个方面：能源安全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只有解决了国际能源安全问题，本国能源安全才有保障；能源安全只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才可能正真的保证；国际合作的目标是互利、双赢或多赢；能源合作应该是多领域、全方位、多地区的；合作形式应灵活多样。
我国能源安全对策的观点倾向并不明显，可以看作是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一面强调要加强政府对能源安全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利用市场手段调控影响能源安全的因素。我国学者对于如何来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措施。我国关于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的对策基本上可以归为三类：应对措施，如包括建立战略储备、建立能源安全预警与应急措施；直接保障措施，如提高能源效率、加强节能降耗工作、全力发展新能源和石油替代能源等；间接保障措施，如优化产业体系、保持适度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建立能源期货市场等。
第二，进口能源供应必须持续，能源进口中断和暂时性短缺会极度影响工业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就有了影响能源进口国的实力；
第三，进口能源必须价格合理。以合理价格保证数量充足的持续供应成为能源安全问题缺一不可的三个方面，任何一方面的失败会对消费国的经济福祉、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013年1月7日，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对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全国发展改革工作会议具体任务要求，会议强调，全国能源系统要深入分析能源发展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谋划好能源发展改革的新任务。面对实现两个“翻一番”、城镇化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确保能源安全等历史重任，根本的出路就是推动能源生产消费革命。为此，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能源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用更少、更清洁的能源，支撑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必须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从敞开口子供应能源，转变到保供应与控总量相结合，倒逼转方式、调结构；必须统筹能源与，从过度依赖传统化石能源，逐步转变到更多依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把经济增长建立在资源可接续、生态可承载的基础之上；必须加快构建立足国内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把国家能源安全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一是增加国内能源有效供给。推进煤炭安全开采和高效利用，优化发展煤电，加快建设跨区输电通道，大力开发页岩气煤层气非常规油气资源，确保全年能源供需总体平稳。
二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发展水电，协调发展风电，大力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全年新增水电装机2100万千瓦、风电装机1800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1000万千瓦。
四是加强能源科学技术创新，继续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依托重大工程，推进关键装备国产化。
五是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深入研究深化能源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积极开展试点示范。
六是推进国际能源互利合作，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八是加强能源行业管理，抓好已有能源规划的贯彻落实，制定出台产业政策，推动能源立法，加强标准建设。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清洁利用传统化石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成为必然选择。非化石能源形式——风能、太阳能等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减少碳排放，即属于环境友好型能源；缺点在于价格相对于化石能源较高，并且供应不稳定（主要针对其自然属性）。核能和水电既是非化石能源，也是环境友好型能源。但由于核原料的特殊性，核能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核泄漏以及核扩散的担忧，水电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水利开发对周边自然环境气候环境的影响。所以，传统的能源安全与非传统的能源安全很难兼容。低碳是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是在原有的经济系统之中加入了一个新的更为严格的约束条件，实际上是提高了使用化石能源机会成本。低碳这个约束条件的加入，增加了能源安全的复杂性，一国也很难完全实现传统能源安全和非传统能源安全的所有目标。
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需要保证以合理的价格维持稳定的能源供应来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能耗、降低碳排放速度，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应对气候变化。显然，低碳影响到中国能源战略和能源安全的各个维度。按照国界划分，能源安全可以从国内能源发展和国际能源外交两个维度加以观察；按照所涉及领域，能源安全可以从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两个维度加以观察。
在经济安全与能源发展维度，低碳之下的能源安全要求国家必须改善能源结构（提高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比重，清洁利用煤炭，大力发展非常规天然气），推进节能减排（把能耗指标和碳排放指标继续写入国家规划，并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合理分配减排指标），实行能源市场化改革，改善能源市场结构，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在经济安全与能源外交维度，要求国家采取措施保障能源价格稳定，参与能源价格制定，并通过国际谈判和国内碳市场建设保障合理的碳价；
在政治安全与能源发展维度，要求国家保障企业“走出去”，介入热点油气勘探地区，适度扩大化石能源进口，超前布局敏感地区的能源开发；
在政治安全与能源外交维度，要求国家保障稳定供应、来源多元化以及运输安全（通道和方式）的同时，热情参加国际能源合作，参与碳政治的博弈，争取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规则制定权。
总之，低碳时代的到来实际是给国家能源战略和能源安全提出了全新的课题，中国将面临来自传统能源安全的压力和非传统能源安全的挑战，也不太可能同时实现所有的能源安全目标。
2014年6月3日，中东欧17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华沙举行峰会，主要讨论了乌克兰危机、地区安全、能源安全以及9月在英国威尔士举行的北约峰会等问题。
正在波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受邀参加，并同共同主持了峰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国的领导人与会。
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奥巴马说，中东欧国家之间要团结起来，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不被侵略。不仅欧洲要团结，欧洲和美国之间也要团结。奥巴马表示，美国将扩大对欧洲的能源出口。
科莫罗夫斯基表示，北约需要共同行动强化成员力量，丰富合作经验，应对东部邻国的危机。
院士在2005委员会理事分享会上，就中国能源结构改革、能源安全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分享。此外，在怎么来降低对煤炭的依赖以及中国应该树立怎样的能源安全观等方面，他也有独树一帜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