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总体安全视角下的生物安全

  包括大规模传染疾病在内的生物安全问题从来就不是历史的配角，而是决定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它不但可以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也能影响世界的格局。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生物安全问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推入大众视野。在疫情再次为人类敲响生物安全警钟的背景下，各国有必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综合统筹，强化生物安全治理，在国际层面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切实有效的协调合作加以应对。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暴发，“生物安全”概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普通人的视野。作为生物安全问题的一个具体案例，此次疫情已经极大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的行为方式，波及政治、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所有的领域，给世界格局和各国安全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冲击。

  生物安全是指由自然界生物、人类活动特别是现代生物研发技术应用引发的问题领域，及针对有关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生物安全”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但其作为一类问题，与人类相伴相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过去，由于人类认知水平的局限性，相关记载少之又少，且主要限于瘟疫。但从有限的记录中，依然能够准确的看出生物安全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深刻和重大影响。

  公元前430～公元前427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城暴发瘟疫，是人类关于大规模传染病暴发的早期记录。这场瘟疫导致当时雅典城近一半人口死亡，包括雅典领导人、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这次瘟疫不仅直接削弱了雅典的军事能力、摧毁了战争信心，还导致雅典的公共秩序与道德大幅倒退，最终改变了战争进程。

  1347～1351年蔓延整个欧洲的黑死病（鼠疫），则可能是对欧洲文明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传染病。瘟疫在短短五年时间内导致欧洲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著名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在其短篇小说集《十日谈》里有如下描述：“那场瘟疫来势特别凶猛，健康人只要一接触病人就会传染上，仿佛干燥或涂过油的东西太靠近火焰就会起燃。”黑死病触发了欧洲社会的深刻变革与转型：大量神职人员死亡，瘟疫削弱了民众对天主教教会的信任感，动摇了教会的权威；随着黑死病的日益猖獗，面对死亡，禁欲主义受到冲击，及时行乐的思潮兴起；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倒逼先进的技术和发明的出现；瘟疫还促进了当时欧洲医学的发展、卫生观念和法律的进步。可见，黑死病在带来非常大灾难的同时，也为随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备好了土壤，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转型。

  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制服强大的美洲土著民族帝国过程中，瘟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图为位于秘鲁的印加帝国马丘比丘遗迹。

  公元16世纪，瘟疫客观上为欧洲殖民主义者在美洲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助力。特别是西班牙殖民者以极少的兵力就制服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个强大的美洲帝国，殖民者还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强加给了当地社会。美国知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研究之后发现，打败美洲土著民族的主要不是火药和钢铁，而是西班牙人带去的天花病毒。当时，欧洲人已经普遍对天花病毒产生抵抗力，但这种传染疾病在美洲仍是新事物。就在阿兹特克人对西班牙殖民者的反击取得最初胜利之时，天花却开始在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今墨西哥城）肆虐，这彻底瓦解了阿兹特克人的抵抗力量。不久以后，另一支西班牙军队入侵印加帝国，正值天花疫情在印加蔓延，因而西班牙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重要的是，病毒还动摇了美洲土著民族的本土宗教信仰。在当时的美洲土著居民看来，瘟疫是天神对人间的惩罚，自己受到瘟疫极度影响而殖民者却安然无恙，是因为护佑殖民者的神灵优于护佑自己的神灵。这就促进了殖民者宗教在当地的传播和大量美洲土著居民的归顺。

  瘟疫也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754年，唐朝将领李宓带兵攻打位于今天云南省一带的南诏国。唐军长途奔袭，身心俱疲。而南诏军队坚壁清野，以逸待劳。结果唐军大败，加上军中暴发严重的传染病，几乎全军覆没。唐军的这次失败成为助推“安史之乱”爆发的主要的因素。在13世纪南宋王朝抵抗蒙古入侵的钓鱼城之战中，蒙古军久攻不下，蒙古大汗蒙哥遂率军亲征。在围攻过程中蒙古军突然暴发大瘟疫，只好被迫撤退。瘟疫彻底打乱了蒙古人的战略部署，使南宋王朝坚持到了1279年。明朝末期，都城北京及周边地区鼠疫泛滥，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人口死亡。疫情之凶猛加上崇祯皇帝麻痹大意，使得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轻取北京城。而李自成进城后，鼠疫疫情依然持续，成为农民军面对清军进攻时溃不成军的重要原因。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提出，大规模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它们并不是历史的配角，而是决定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不但可以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也能影响世界的格局。因此，生物安全一直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即便瘟疫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如此之深，但现代意义上生物安全的概念并非源于瘟疫，而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脱氧核糖核酸（DNA）重组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预示着人类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设计、构建生物体，进而时改造生物体甚至整个自然界成为可能。这标志着现代生物技术进入了全新的基因工程时代，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生物技术安全性的担忧，生物安全问题由此出现。

  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法规规范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197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布《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生物安全法规出台。随后，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制定了相关准则。198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共同成立特设工作小组，专门研究生物安全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两份纲领性文件，围绕生物安全的立法由此提上联合国日程。1994年起，联合国启动《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工作。议定书于2000年5月完成并开放签署，这标志着生物安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

  回顾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生物安全概念指向的核心议题及其相关法规的发展历史，能够准确的看出这一时期“生物安全”概念的内涵是狭义上的，主要指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以及转基因生物的跨境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生物安全关注的重点也主要限于转基因生物安全、危险病源物泄漏、干细胞等研究引发的安全问题。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生物安全挑战日趋多样、复杂和严峻，狭义上的生物安全概念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其内涵和外延亟需拓展。

  2020年2月11日，美国智库阿斯彭研究所举行研讨会，邀请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西(右)、美国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索尼尔(中)和美国白宫前应对埃博拉协调官罗恩·克莱因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并探讨应对之策。

  首先，大规模传染病从偶发事件向频发甚至经常性事件转变，影响急剧上升。近年来全球相继暴发了非典型性肺炎（SARS）、甲型H1N1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埃博拉、寨卡以及新冠肺炎等十余次重大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染疾病传播更快更广、影响更大。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其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其次，生物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近年来，生物科学技术领域慢慢的变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边疆、新高地。生物安全由原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向传统安全领域拓展。再次，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显著增大。在全球生物治理严重缺失、管控体系和能力严重滞后的背景下，生物技术在给人类生命和健康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可能走向失控并给相关国家乃至全人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最后，外来生物入侵极度影响生物多样性。中国生态系统就面临外来物种入侵的严重威胁，已确认544种外来入侵生物，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

  形势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促使生物安全的现实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于“生物安全”究竟涵盖哪一些问题领域仍未形成基本共识。源自自然界生物、人类活动特别是现代生物研发技术应用的有关问题都被认为与生物安全有关。不难看出，生物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仍处在模糊和快速扩展的状态，重心仍未确定，人类对它的认识还相当有限。这大致也可以反映生物安全未来对国家安全乃至全人类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目前的想象。

  俄罗斯生物学专家沙瓦耶夫将全球性危险源分为三类：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创造的技术带来的威胁。生物安全涵盖上述全部三个方面，对国家安全有着全方位、深层次和系统性的影响。同时需要看到，生物科学技术又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的大国竞争意义重大。为此，必须从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深入认识生物安全的重要意义。

  生物安全是国家经济和社会正常运作的基础。不论是大规模传染病还是生物武器攻击，均会极度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健康、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和政局稳定。生物科学技术还是国家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新制高点。冷战结束后，生物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和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际权威杂志每年评选的“年度科学进步”中，生命科学领域的成果几乎占一半以上。生物产业被公认为21世纪创新最为活跃、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兴起的产业之一。为此，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制定国家战略，加速抢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美国早在2012年即出台《国家生物经济蓝图》，明确将“支持研究以奠定21世纪生物经济基础”作为科技预算的优先重点。德国2013年出台《生物经济战略》，提出通过全力发展生物经济，实现经济社会转型，提高德国在经济和科研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俄罗斯、印度、韩国、日本等国也纷纷出台了有关政策。我国也将生物科学技术作为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主攻方向，并取得了重大进步。

  生物科技慢慢的变成了战略和军事竞争的新高地。需要看到的是，现代生物科学技术发展逐渐显现出很强的进攻性。谁在这方面占有技术优势，谁就能占有生物领域军事斗争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既具有战略影响又具有军事意义。同样，生物技术既可直接用作战场上的生物武器，也可与军事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相结合，根本性地改变战争形态。为此，各主要国家纷纷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从国防和军事角度积极抢占战略制高点。

  毋庸置疑，生物安全是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根本保证，人类必须重视有关动向，通过国内国际的法律手段严格管理这方面的研究。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们国家的经济、科技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形态趋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学技术创新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