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由大湾区评论学术编辑组根据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杨玉峰于2022年5月28日百川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从历史发展脉络角度看，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两个必然规律：一是工业革命或技术进步一直在推动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全球经济的形态、结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在不断演变。能源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也不能离开这两大规律，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
目前，中美关系十分紧张，西方部分人士的观点认为中国盗窃了美国的技术，利用世贸组织（WTO）的机会实现了快速的提升。我们当然不认可这种观点，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工业革命，都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必然。从公元一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甚至未来，包括2050年作为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时间节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在不同发展时期的优势、社会形态结构和在全球的分工一定是不断发生明显的变化的。未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存在人口优势，具有更大发展潜力。而且，中国、印度现在也已开始有自己慢慢的变多的技术创新。
“双碳”目标的提出是我国顺应全球能源转型大势和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这两件大事同步行进的必然结果。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已明白准确地提出进入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有关全球能源转型，世界能源转型委员会做出了详细的解析和定义，最重要的包含5个方面：丰富的清洁能源、可持续的自然ECO、高质量和高能效的建筑、灵活的零碳出行方式及零排放循环商品。
2020年，习宣布了“双碳”目标。我国在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两个关键历史节点，一个是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前，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另一个是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前，我国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这一文件进一步强化了达峰时间、CO2排放强度、森林蓄积量，并增加了碳中和目标、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等指标。从历史长河看，无论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都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承诺、行动及每年参与联合国气候峰会的过程都体现了我国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国家。
要解析能源安全、能源转型与“双碳”战略是否矛盾，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能源安全的实质。自国际能源署1974年成立以来，也包括其它许多机构，一直在更新着对能源安全的定义。能源安全的定义包含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也包含各种各样的其它维度。其中，定义中的一个维度是认为能源进口越多，对外依存度越高就是不安全的，所以各国一般把能源对外依存度作为衡量能源安全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另外一个维度是考虑外部、内部风险管控的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上美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非常高，但长期以来美国的能源安全程度一直很高。因为从能源强国的多重维度讲，美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的能源强国。
能源对外依存度确实是衡量一个国家能源是否安全的重要指标，但实际上能不能驾驭和控制能源安全体系对能源安全更重要，这就引出了全球治理体系这一重要领域。全球治理体系是很重要的与衡量能源安全紧密关联的一个维度，包括贸易、能源、金融、可持续及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基于以上几大治理体系可以大体判断一个国家在这些体系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需主要考虑在治理体系中影响力大不大、能不能主导，或者提出的倡议是否能被接受并形成治理机制等。中国在二战以后西方建立的治理体系中总体参与度不强，但我们正在越来越深度地参与到各类全球治理体系中，包括能源治理体系、环境治理体系及气候治理体系，这三大和“双碳”直接相关的体系。
从能源治理机构和机制来讲，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批次，第一批次是以双边对话为主；第二批次是核心的、真正的能源安全应对组织，比如国际能源署（IE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能源秘书处等；第三批次是多边对话机制，包括国际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署（IRENA）、国际能源论坛（IEF）、世界能源理事会（WEC）等。在能源治理体系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组织：第一个是国际能源署（IEA），尽管它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治理体系，但也在尽量地和非成员国加强沟通合作，比如与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慢慢变得大；另一个冉冉升起的机构就是我国作为正式成员国的国际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署（IRENA），尽管建立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晚（1998年才正式运作），但它的成员国更广泛，而且很重要的是它代表了未来，因为未来能源系统一定会从传统的化石能源为主体转变为以新能源、可再次生产的能源为主体。未来我国应该更多地参与这两个组织的国际合作。目前我们还不是IEA的成员国，但我们要积极地通过更多的合作，以IEA为平台推动我们国家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活动。
对能源安全概念的理解是时段性的。从历史能源结构的变化趋势看，未来根本性的改变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各种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会变得相对均衡，各种能源的占比没有巨大差异，不存在历史上煤炭独大或者石油独大的情况，全球能源结构总的趋势是各种能源的占比在逐步拉平。第二步是化石能源和新能源角色的转变，主要是能源的源头资源在发生质的变化，比如说稀土、稀有金属及矿物资源，这些新能源、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所需的原材料，会作为新的能源资源形态成为与能源安全直接相关的要素。近年来，全球稀土、稀有金属及矿物资源竞争慢慢的开始，从未来长远角度看，这些资源会最终成为能源的一种形态。
能源安全涉及国计民生，甚至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直接相关，别妄图把它和能源转型、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气候行动对立。它们本身没有矛盾，也没有可比性，“双碳”是长期自然变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高水平发展的必经之路。但能源安全的发生往往具有时段性、时空性的特点，既要求我们长期未雨绸缪，又要求我们具备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比如说2021年电力供应紧张，我国部署了一批煤炭发电机组，这并不是我们要走回头路，而是我国的某些电力负荷中心需要动态部署和更新一部分煤电机组。总之，不要把能源安全与实现“双碳”目标对立去看。也就是说，不要把长期战略发展路径与短期安全应对措施相对立，它们之间原本就不是一回事。这也是怎么回事中央一再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目标上要坚定不移，策略上要稳中求进。要最大限度地考虑国内能源结构、产业体系等基本国情，通盘谋划，先立后破，不能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局”。
我在亚洲开发银行作为能源政策顾问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是组织了部分资深专家梳理了中国的发展历史，也在经济、能源、生态环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四大交叉学科领域进行了百年回顾和展望（详见202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迈向绿色发展之路》）。这项工作也结合了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进程，因为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其中，展望工作分析了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从地理政治学形势、全球经济与贸易形势、清洁与低碳绿色发展趋势这几个维度做了探讨，尤其是对经济转型、技术转型和能源转型三大转型的趋势做了研究。因为能源转型不是孤立的，与很多方面的转型都是同步展开的。我们对内外部环境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中国面临的主体问题及增长发展面临的挑战。比如说需求结构的变化，这一点最重要，我国的经济稳步的增长驱动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参与的国际事务也慢慢变得多。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进行了情景分析。在情景分析和设计中有一个概念叫基础情景（BAU）。第一个情景就是把我国高质量增长作为基础情景，因为我国从十八大开始就已正式步入了高质量增长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规律就是走向全社会共同富裕之路，也就是步入高质量增长，这是我国最基本的发展规律，所以我们将其设定为基础情景。第二个情景是在第一个情景的基础上考虑更高质量的能源安全情景，这一情景设计的出发点是在保障传统能源不断供或不发生能源危机的前提下，用更多的清洁低碳能源保障供应，这也是我国能源转型的大方向。第三个情景是要模拟我国在参与全球温升控制在小于2摄氏度目标前提下的一个情景。
（1）2060年碳中和目标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就是突破性技术和强化节能，这两点将直接主导碳中和目标能否实现。此外，在不同的行业，国家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的配套，。在碳达峰方案设计中，各个省、市在“1+N”的政策框架下，不断具体化—从中央到省、市，再到大型国企央企、私人企业等，大家都在进行这项工作，都在进行能源统计、碳计量、碳核算，都在研究绿色金融如何支持低碳发展。我们的研究给出了一些相对宏观的判断。
（2）一般而言，化石能源增加，则意味着碳排放的增加。因而未来的突破性低碳零碳技术、负排放技术，包括CCS（碳捕捉与封存)以及CCUS(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就变得很关键。CCS技术并不是未来可以唯一应用的负排放技术，此类技术大部分还在发展阶段，且近年来大家越来越多提及的是CCUS。大部分CCS技术发展缓慢或者难以商业化的主要原因是整体项目几乎只有投入，没有收益。而CCUS技术是通过利用CO2,会有一部分利润反哺回来。现在的CCUS概念已经不限于传统的驱油驱气项目类型了，有很多其它CCUS产业类型正在发展中，包括在许多工业过程中，如炼钢、水泥、化工、制冷等等，在能源、非能源领域中都有，尤其是在难减排行业。CCUS、CCS技术是未来值得我国深度开发和应用的技术，有些研发和应用在国內外的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都已出现。不过每个项目几乎都不一样，涉及选址、运距、工艺和不同的综合利用过程、商务模式等，因而整个工艺过程复制的可能性非常小，除一部分产品或者配件可以是批量的，大部分的工艺过程和解决方案都需定制，因而造成了CCS、CCUS技术的高成本。此外，项目选址在居住区旁边有时被认为存在CO2泄露甚至爆炸的危险，就像布置核电站一样存在选址困难，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3）数字化技术也十分重要。比如说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包括智慧能源系统等，这些技术会全方位、立体式武装我国的能源安全系统，从供应侧到加工转换，再到终端利用，整个能源安全系统都会得到数字化技术全方位的更新和支持，因而也存在巨大的商机和新一轮基础设施投资缺口。
总之，从我国自身发展路线上看，中央和各部门目标清晰，有关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战略的整体政策方向具有系统性、一致性、协同性的特点。未来推进国际合作依然最重要，包括中美之间的合作仍是重中之重。不过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即使在气候领域合作，美国也一定会逼迫中国更多、更快减碳，而碳减排技术与别的技术都直接或间接相关，包括通信、人工智能、数字化等，美国也一定会和中国在这些技术领域展开竞争，为此我们需做好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