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唐新华认为，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从人类共同命运和整体利益出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科学技术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推进国际科学技术创新交流，带动各国共同挖掘创新增长潜力，激发创新合作潜能，促进创新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倡导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理念，塑造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环境。秉承无国界、无障碍的包容开放的科学精神，坚持科学技术创新要素在全世界内的自由流动，加强全球科学技术创新协作，探索互利共赢的全球科学技术创新合作新模式，促进科技创新成果互惠互享，既符合新科技革命发展的逻辑，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推进科技创新要素全球流动，构建开放自由的国际科技合作生态。全球同处在一个技术生态体系中，而技术生态系统存在的基础在于庞大的技术应用市场，没有大规模市场为依托的技术生态将没有生命力。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数字化、绿色转型无法摒弃全球技术创新生态体系，更无法脱离全球创新市场；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国际科技治理体系。中国秉持多边主义，兼顾安全发展，坚守公平正义等原则，发起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中阿数据安全合作倡议》《“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等合作，为应对技术发展新挑战，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数字空间，发挥了示范作用，更为完善国际科技治理体系作出了切实的中国贡献；坚持多边主义，构建包容、平等、均衡的全球科学技术创新格局。中国在科技合作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致力于构建平等、包容的科技治理伙伴关系，与更多国家的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科技发展支撑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推动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
北京大学副校长董志勇表示，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能够抗御国内外各种经济风险而保持平稳有序运行的态势，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立足新发展阶段，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应把握其总体性、前瞻性和外部性特征，坚持系统思维、动态思维与战略思维相结合的科学思维方式。同时，必须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着力保障粮食、能源等领域安全底线，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高应对外部风险冲击能力，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不断提高经济韧性。第一，加强粮食、能源等基础资源安全保障。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是守住安全底线的基础。能源资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第二，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能力。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是现代市场经济健康高效运转的保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统筹开放与安全的重要任务，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三，提升外部经济冲击的应对与处置水平。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面临重构，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也造成了较大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我们必须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重点产业领域形成完整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第四，在结构优化调整中提升经济韧性。提升经济韧性是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长效机制，重点在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认为，一部长江文化史，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浇灌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长江文化是依托长江流域自然地理空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体系，是长江流域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征的总和与集聚。它既包括历史长江文化和当代长江文化，也包括长江物质文化和长江精神文化。因此，我们要传承长江千年文脉，让长江文化更加熠熠生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和现实创造力。一是要加强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保护。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激活长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展示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二是要推动长江文化育民、惠民、利民。要加强文艺作品创作生产，聚焦长江题材，讲好长江故事，推出更多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体现长江文化内涵的优质文化产品，用长江文化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固本培元，让人们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三是要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提质增效。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长江流域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深度融合，找准点位，提升效能，发挥旅游在传播弘扬长江文化方面的独特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航燕指出，新基建既具有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身独特性，有助于催生消费新业态、激发消费新动能。一方面，新基建拉动有效投资需求，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当前，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运输设施以及电力、通信、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正在日趋减弱。新基建因其规模大、外部性强、上下游关联范围广，加之很强的网络效应、平台效应和赋能效应，从而获得更大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新基建催生消费新需求，创新消费场景。近年来，我国5G网络建设、个人通信带宽不断拓展，推动消费结构和消费场景的跃升。由于我国坚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网络规模和应用水平已实现全球领先，5G通信、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领域也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我国新基建发展不足和短板依然明显，发展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对此，必须统筹推进有序布局，第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科学有序布局；第二是要聚力核心技术攻关与人才培养；第三是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投融资模式；第四是要深化行业应用融合，打造协同生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苏长和表示，在国际传播中讲好、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好的道路。要想对外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不能简单地借用西方理论。有人说，为了让别人理解中国道路，用别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讲，容易被接受。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很多政治经济概念及其内涵，是有很强政治属性的。例如，西方政治学经常用“威权”刻画中国政治，为了让人理解，我们是不是也要使用这个概念对外讲中国政治现代化故事？这显然绝对不行。这样会把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讲歪了。因此，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社会科学工作者很有必要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知识予以概念化、体系化、系统化。对外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故事，讲有自主知识体系的、有学理支撑的故事，很必要。比如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对外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和平发展特性，同样要将和平发展理论化，要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制度道理讲出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反贫困斗争。中国没有将解决贫困问题建立在掠夺外部世界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内部激发社会活力、制度创新来完成，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属性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和平发展属性，就将外交和内政联系结合起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学理支撑就更强，在与有的国家侵略扩张掠夺的现代化道路模式对照中，也容易说服人。因此，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做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国际传播工作，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提炼、概括、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体系。立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学理知识支撑的中国故事，能够更深地打动人、启发人、影响人。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