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充满苦难的，国家贫弱使我们的民族饱受欺凌，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在近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中，有这样一位英雄母亲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她虽来自旧社会。但是却用自己的行动开创了新时代的思想先河。
她不是党员，但却名列《党史人物传》，是其中的第一位非党员人物，在党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的确在大多数人眼中看来，这位老夫人实在与旧社会的普通人无异，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位女性，却为中国培养了四位中央委员。
葛健豪的儿子蔡和森和儿媳向警予，两人都是中国最早的创始人，女儿蔡畅和女婿李富春，两人不仅是早期党的领导人，还都是正国级的干部。
而这四位伟大的革命家为何会走上革命道路，多多少少都是受到了葛健豪的影响。
她一生积极投身教育、支持儿女从事革命活动，而且自己也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工作，人们把她与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委员唐群英和“鉴湖女侠秋瑾，并称为“女界三杰”。
在那时候，湘乡县有三大名门望族，分别是清代名臣曾国藩曾氏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兰英娘家葛氏家族。
葛兰英的父亲葛葆吾原是湘军的参将，后作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关系十分的紧密。
虽说出生在名门，但这位葛兰英却并没有成为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在她不到三岁的时候，父亲葛葆吾便去世了。
葛葆吾的去世对于葛兰英一家的打击很大，一下子家中便失去了顶梁柱，其母陈氏只能带着她和哥哥葛望钦，在家与年近60的奶奶一起度日，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葛兰英自幼聪明伶俐而且极有悟性，她五六岁时随哥哥葛望钦一起读书习字，远比哥哥学得更好。
但是葛兰英毕竟生在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生为女人，很多时候一出生命运就早已经被安排好了。
当时，距荷叶30多公里的永丰，有个叫蔡寿嵩的大户，他与葛兰英的父亲同在湘军任职。
在葛兰英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两家父母便为儿女定下了亲事。到了葛兰英16岁时，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永丰，与蔡寿嵩之子蔡蓉峰结婚。
此时的葛兰英只清楚自己嫁到了那里，而对于丈夫的情况是一无所知，这是葛兰英第一次感受到命运的不公。
同当时大多数的封建女性不同的是，结婚后的葛健豪，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并不能接受自己的命运就此定格。
葛兰英十分地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对于当时时局的发展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在葛兰英嫁到蔡家先后，先后生下了麟仙、麓仙两个儿子和庆熙、顺熙两个女儿。
蔡家在当地原本也是个名门望族，家中有祖传的辣酱生意，除此之外每年还有上百担地租收入，生活较富裕。
但是这家业传到蔡蓉峰这一代发生了变化，由于他不善经营，家境每况愈下。到了后来，为了生活，蔡蓉峰不得不凭借姻亲关系在上海机器局得到了一个小职员位子。
但来到上海后，面对繁华的上海滩蔡蓉峰也变了，他不仅学会了抽烟，还讨了小老婆。在机器局，蔡蓉峰对工人大摆官僚架子，在家里对葛兰英母子也是神气十足。
葛兰英对于丈夫的种种行径十分地看不惯，她自幼性格刚强，她实在过不惯这种受气的日子。
眼看丈夫一天天变得更过分，万般无奈之下葛兰英在1899年春天，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荷叶桂林堂。
葛兰英在随夫居住上海前，有两位外地女子出嫁到荷叶，一位名叫唐群英，湖南衡山人，1891年出嫁到荷叶曾家，另一位叫秋瑾，浙江绍兴人，1896年出嫁到荷叶王家。
这两位女性都出身于“名门”,能文善诗，性格豪放，敢于反抗封建礼教，葛健豪对她们十分钦佩。
1907年初春，秋瑾为筹集革命经费和安顿子女回到荷叶，葛健豪得知，立即带着小女蔡畅前去看望，两人心志相交，彻夜长谈。
这一番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葛健豪被秋瑾身上那股侠义精神深深地打动。然后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葛健豪感到深深的遗憾，她向往秋瑾那样的人生。
在荷叶居住期间，葛兰英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身边的亲人接二连三地离开自己，先是1903年，母亲陈氏去世；第二年，年仅11岁的二女儿蔡顺熙，不幸从吊楼上跌落下来夭折；到了1907年，22岁的大儿子蔡麟仙患白喉病死去。
亲人的接连离开对葛健豪的打击很大，葛健豪感慨命运的不公和无常，但是此时纵然自己有千般的不愿，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现状。
看着这个伤心的地方，葛兰英实在没有很好的方法再待下去，到了1908年当大女儿蔡庆熙出嫁后，葛兰英便与丈夫将房子卖掉，从荷叶搬到了老家永丰镇。
葛兰英回到永丰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了3个孩子，即19岁的蔡麓仙，13岁的蔡和森和8岁的蔡畅。
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形势愈演愈烈，葛兰英越来越感觉到送儿女读书的重要性。当时许多新的学校在省城长沙兴办，葛兰英看着日渐长大的子女她再也坐不住了，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送孩子们进省城去读书。
但是此时的蔡家早已经破产，也没什么家庭的进项，葛兰英便把自己私藏了几十年的嫁妆拿出来，交给儿子去典当，然后送孩子们去读书。
在当时，没有人重视女孩儿的教育，都是把女孩关在房内，遵守着“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
别人家的女孩儿几岁时就要裹脚，但是葛兰英却几乎就没动过这个念头，几个女儿都没有缠过足，这在当时，也是开新风气之先河。
可以说，在那个封建社会的黑暗年代，葛兰英，成为了儿女们成长过程中最大的依靠。
1913年夏，丈夫蔡蓉峰眼看小女儿蔡畅已经逐渐地长大，为500元银洋的聘礼，便要把年仅13岁的蔡畅卖给一户地主的儿子做童养媳。
葛兰英听到这一条消息后，几乎气炸了，她对于丈夫的做法十分地愤怒，但是在那个年代，葛兰英话语权，不足以改变丈夫的想法。
看着眼前日渐长大的女儿，再想到她即将面对的命运，葛兰英的心如刀割，她无论如何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接受女儿的一生就这样的被毁掉。
权衡再三之后，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让女儿逃离这个家，鼓励女儿同父亲抗争。
正是有了母亲支持，年幼的蔡畅才敢于鼓起勇气离开家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她找到了哥哥蔡和森，重新开始有效学习，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在女儿离开后，葛兰英也开始考虑自己以后的人生，虽然在别人的眼中她只是一个妇道人家，但是葛兰英自己心中一直有一团革命之火，她向往秋瑾那样的人生，向往着能够彻底打破封建的枷锁，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
正在这时，儿子蔡和森从省城回到家里。儿子的归来，恰好给葛兰英带来了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
蔡和森告诉她，省城有个女子教员养成所，是专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础就可以报考。而且这个学校免收一切学膳费，经过两年的学习后，就能担负女子教育。
葛兰英听罢儿子的建议后，最开始并不同意，冲破封建社会的束缚对于她这样一个女人来说，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葛兰英转念一想，她觉得如能致力于女子教育，也不失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选择。
年近半百的葛兰英，在子女的陪伴下，踩着三寸金莲来到学校门前报名入学。这样的组合，在那个年代，回头率非常地高。
学校老师见到葛兰英来报名也是十分的新奇，他们还从未曾年纪这么大的求学者。但是负责招生的人，终究是嫌弃葛兰英年纪过大，拒绝了她的报名。
眼看自己的被拒绝，葛兰英十分气愤，但是她并没有打退堂鼓，自己这一次既然离开了永丰，便已经是下定了决心，自己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
在状纸中，葛健豪自述自己名字的含义：“‘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 。
县官默默地读了她的呈文，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就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
此时葛健豪的大女儿蔡庆熙也进入了衡粹学校学缝纫、刺绣，外孙女刘千昂进了幼稚园，算上蔡和森和蔡畅，他们一家三代五口人都在省城求学，这一事迹当时在湖南被传为一段佳话。
为了尽快地掌握知识，她刻苦攻读各科课文，每晚学校的就寝铃声响过后，她还要自学几个小时才睡觉。
不过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葛健豪最为难能可贵的还不是学习知识，而是能不顾封建思想的束缚，敢于参加音、体等活动，这对于当时的学校风气起过很好的带动作用。
在学校里，大家都乐意地接近她，年纪大的称她“大姐”，年纪小的称她“伯母”，老师们也钟爱这一个“学生”，虽然这时候葛健豪已经年近半百，但是内心却是从未有过的年轻。
回到家乡后，葛健豪想在永丰创办一所女子学校，她觉得自身应该将这样的新风气带给家乡的人，争取妇女解放，让女子自立自强。
对于母亲的想法，儿女们都非常地支持，蔡和森还利用假期专程去湘乡县政府，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
当时，湘乡县政府已在县城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同意再在永丰镇办一所同样的学校，并明确县城的这所女子学校为“湘乡县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永丰镇这所女为“第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
第二女校决定筹办后，根据葛健豪的要求，改造环境，改变学科，重新组织开学，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妇女，约100多人。
在当时，很多妇女把第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
葛健豪在组织学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还经常组织集会宣讲时势、议论国事，谈妇女解放，逐渐的二女校成了一个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阵地。
不少的女性经过这些活动，也体会到了缠脚、蓄辫的危害性，年纪较大的放了脚，年纪较小的不缠脚了，女生几乎都留短发。
在他们的阻挠下，这所仅办了三个学期的新型女子职业学校，因停发教育经费而不得不暂时停办。
此时她已认识了读书的重要性，也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那就是妇女的解放运动。
1917年夏，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后的蔡和森并没有工作，而是同等人决心投身革命。
葛健豪听到儿子的决定后，十分赞成儿子的主张，为支持儿子同等青年的革命行动，她决定再跟儿女们进省城。
就在这年暑假，她们一家三代人第二次来到了长沙，住到滦湾镇附近的刘家台子。
随着葛健豪一家人的迁来．这里很快就成了蔡和森同、张昆弟、罗学瓒等有志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
当时葛健豪家中的生活十分的困难，每个月只依靠女儿蔡畅在周南女校担任教员的八元工资，家里的生活相当困难。
为不影响儿子同等同学对革命真理的探索，葛健豪向原来的房主租了半亩菜地，每天带着长女下地种菜。
当家里粮食不足时，她与女儿整天吃蔬菜或蚕豆，把粮食节省下来，供儿子招待等青年之用。
对于她的这种精神，等青年非常敬仰。他们每次一来到刘家台子，总是问过一声“蔡伯母好”以后，就到菜地里去帮助她干活，然后才进屋同蔡和森讨论问题。
葛健豪最喜欢听这些青年谈论问题，每当大家来家里聚会时，她总是坐在一旁静听，有时甚至参与讨论。
看着眼前这些英气勃发的年轻人，听着他们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那些理想，她真心地希望儿子同等的理想能轻松的获得成功。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同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了，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蔡和森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去了北京。
1919年春，的母亲文七妹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就寄住在葛健豪家里，她把毛母安排同自己住一间房子，生活上照顾得十分周到。
1918年夏，蔡和森受新民学会的委托，负责筹办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为了“要使女界同时进化”,他在组织男子赴法的同时，积极宣传动员女子赴法。
1919年10月蔡畅、向警予等发起成立“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会为了激励更多的女子走自由解放之路，蔡和森、蔡畅兄妹一起动员母亲赴法。
对于这个提议，葛健豪十分地动心，但是她考虑到自己年岁大，这去异国，会给儿女们增加负担。
当儿女们主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时，她试探着笑道：“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哪有老太婆出国留学的。”
蔡和森进一步激励说：“老当益壮嘛。湖南一师有位徐特立，40多岁了，他是中国第一位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先生。你若去，那就是中国第一位出国留学的老太太!“
葛健豪听了，哈哈地笑了出来，就这样，这位40多岁的老夫人决心为自己的生命再增添几分色彩，奔赴法国。
葛健豪一家人到了上海以后，听闻法国政府如何排斥华工，华工在那里生活如何困难，这样的消息使一些青年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葛健豪也担心自己年纪大了，去了怕回不来，因此，思想上曾一度动摇起来。
但当儿子谈到像她这样一个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动摇的决心，才又重新坚定了下来。
1919年12月25日，葛健豪一行人在上海杨树铺码头乘法国邮船启程，行前她对送行者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
葛健豪这“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风采，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很多本来犹豫观望的青年也坚定了赴法的决心。
“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在异国他乡，葛健豪就像小学生一样，刻苦攻读法文，她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一点的外语基础，但她凭着顽强的毅力，愣是从一个一个单词学起。
在所有同去的人中，虽然她的年龄最大，但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了。
在法兰西，葛健豪如同重获新生一样，她没有一天不感到新鲜的，她除了认真学习专业相关知识外,还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
他甚至还和在国内女子教员养成所一样,坚持参加文体活动，别看她年岁大,又是小脚，操练时引来许多人围观,有些年轻的法国姑娘还忍不住发笑，但是葛健豪对此却毫不介意。
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她积极支持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互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他们分别自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
那时，葛健豪与蔡畅、向警予一起，白天学习，回家后立即开始刺绣，直到深夜。
在留学的同时，她积极参加了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对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的建党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
1922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先后归国，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蔡畅于1923年2月在法国生下了小孩。
葛健豪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参加革命活动，又要为女儿当保姆。她一个人要付出几倍的辛劳，但她坚持下来了。
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二人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小外孙女李特特辗转归国。
葛健豪归国后，由于共同生活的亲属的革命工作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激烈，先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在长沙安家。
1924年，主政湖南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葛健豪与唐群英、王昌国等人倡议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最终使湖南省委员会同意在《湖南省宪法》中列入如下条文：“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开创了宪法收录“男女平权”的先河。
当时的湖南《大公报》就有关于葛健豪在1924年6月9日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及6月25日她参加讨论女界联合会的简章和宗旨的报道。
直到1928年她的二儿蔡麓仙与三儿媳向警予先后为革命牺牲后，经蔡和森与蔡畅商定，才把老母亲安排回到了老家湖南永丰。
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家中的人怕她伤心，一直瞒着未让她知道。
葛健豪在永丰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她在永丰的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只好与丈夫带着长女及孙辈们租居别人的房子。
1932年，其丈夫蔡蓉峰去世，葛健豪便在距永丰十多华里的石板冲定居下来。
为了生计，她种了几亩地，她和女儿庆熙、孙子蔡博，外孙女李特特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
后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曾派人欲把老人和几个孩子接到延安去生活。刚强的葛健豪觉得自身年事已高,不能给组织增加负担,只委托来人把几个孙儿带走,自己则留在乡下,和长女相依为命。
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葛健豪的内心有一丝失落，她明白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明白自己可能再也看不到儿子和女儿了。
在自己临终之际，葛健豪把长女叫到近前，叮嘱她要写信告诉蔡和森和蔡畅：“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就这样，在1943年3月16日，一代传奇女性葛健豪病逝于永丰石板冲，终年78岁。
远在延安的得知蔡母逝世后，内心十分的伤感，回忆起当年在长沙的岁月，不禁潸然泪下。
葛健豪虽是旧社会的女性，但是她却敢于同那个时代抗争，在她的影响下，儿子、女儿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当然，老人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绝不仅仅是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了四位伟大的革命家，更重要的是她以身作则，开创了妇女运动之先河，这对于近代的妇女解放事业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原标题：《献礼建党百年——讲巾帼英雄故事：一家出了四个中央委员的革命母亲 葛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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